四明公所与法租界两次流血冲突.docVIP

四明公所与法租界两次流血冲突 　　一 　　 　　所谓“四明”，乃宁波别称。历史上的宁波府治内，有会稽山兀然而立，其主峰之上，四穴昭然，形同窗户，透阳通明，故曰“四明”。 　　四明公所为宁波籍人士在沪建立的同乡会馆。清嘉庆二年(1797年)，旅沪宁波人以每人每日捐款一文的方式，积累下一笔资金，遂择址于上海县城北门以外，购得土地三十余亩，于次年“建厂寄柩”，“而以余地为义冢”。到嘉庆八年(1803年)，“建正殿五楹，廊庑必备，崇祀关帝，公所规模始具”。嘉庆十四年(1809年)，四明公所再收买附近土地，“建丙舍三十楹，又推广义冢，并从宁波风俗，建一土地祠，奉祀土地”。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公所“更建后殿”，并且成功地将“地产编入官图，免去税课”，至此“公所体裁已全部具备”。(见《上海研究资料续集》)租界开辟以后，此处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被整体圈入法租界，从此便动辄得咎。法国人反客为主，对这块长期享受特权、免交捐税的地皮忌恨不已，以为是对自身权利的侵害，千方百计据为己有。为维护本籍人士的利益，宁波会馆曾同法租界当局发生过多次冲突，交恶已久。 　　 　　二 　　 　　四明公所同法国人的第一次流血冲突发生在1874年。 　　按照1849年4月6日麟桂与敏体尼商定的界址，法租界应为“上海北门外：南至城河浜，北至洋泾浜，西至关帝庙诸家桥，东至广东潮州会馆沿河至洋泾浜东角。”随着光阴的流逝，敏体尼的继任者爱棠对这点地皮越来越感到不满足。由于太平军东征，涌入法租界的人口日益增多，对地皮的需求日涨夜大，极大地刺激了地价。在一些投机商手里，每亩一千两银子买进的地皮，经几个转手，便可以两千五百两的价格再卖出。爱棠遂萌生了向上海地方当局提出所谓更正界线、实则扩张地艋的要求。 　　因为有所顾忌，这位法国领事故意把要求说得轻描淡写，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更正”，即：将法租界的东部界址扩展到“小东门的那条小河”，“与通往黄浦江的道路相平行”而已。 　　或许是因为没把这点地皮放在眼里，也或许是因为爱棠对镇压太平军出过力，1861年4月，上海道吴煦对爱棠的申请慨然允诺。 　　同年12月，法国人开始扩界，并借机对位于界内的四明公所提出收购要求，表示要在其间修筑三条马路。公董局的理由是，公所内停放的大量棺枢和大片坟冢，以及“臭名昭著的孩尸坑”，既有碍市容，也容易导致瘟疫流行；而事实上，近年来上海确曾爆发过霍乱、鼠疫等急性传染病，造成了一部分外侨死于非命，闹得租界内人心惶惶。比如。其中就有前法国驻沪领事敏体尼的小女儿白囡。白囡与雷米的侄子施密特在法国完婚后，于1862年4月回到上海，然而仅仅四个月后的8月29日，就被鼠疫夺去了生命。时任法国领事爱棠因为早在1848年就与敏体尼一家相伴左右，亲眼看着白囡一点点长大，因此不免格外伤怀：“我亲眼看着施密特夫人天真烂漫的童年在上海酷热的阳光下幸福地度过。她刚回来就从我们法租界、从全体侨民中被夺走了……” 　　同时被鼠疫夺去生命的还有另外一些法国侨民。 　　因而公董局关于消除传染源的理由显得冠冕堂皇。 　　但是，祀神、合乐、义举、公约乃公所基本的职责，厝棺停尸、人土为安，向为崇拜神灵、敬奉祖先的中国人的风俗使然，客居上海的宁波人怎么可能同意出让这方已经建立了近80年、埋有上万具宁波同乡棺椁的义冢之地? 　　公董局的交涉毫无结果。 　　双方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现实立场所产生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1873年冬，公董局以不能抛弃欧洲人讲究卫生的习惯为由，再次决定筑路，路线仍拟从四明公所的坟区穿过。 　　宁波同乡会认为此举涉及起棺改葬，殊不可行。于是，20位董事联名，于1874年4月28日，呈文法国总领事葛笃，言辞恳切地表示，如果新筑的马路穿越坟地，不单单是“朽骨抛残”的问题，而且通车后“马车震动”，会使“地下幽魂亦多未安”，作为后人，“何忍漠视”?因此，如果必须修筑一条东西向的马路，建议法方稍作改动，“拟请移开丈余”――丈余是多少?充其量也就4、5米的样子，就可以“藉供驰骋”了。而且，“所有改筑经费，均由四明在沪之人并力措办”，也就是全由在沪的宁波人承担。呈文最后，20位腰包鼓鼓的宁波富商不惜放低身段， “环求法总领事大人俯鉴舆情，恩准履勘，谆劝公董局，谕将冢地让出，改道另筑，以安幽冥而全善举”。 　　站在中国人的角度，提出这样的要求实在算不得什么大事嘛，拐个4.5米的弯，就可以吟咏一首安魂曲，积德行善，何乐而不为?哪怕放在你们法国，市民不愿意干的事，政府恐怕也是要斟酌再三的吧。 　　可是，公董局处心积虑，原本就是冲着你的累累坟冢来的，筑路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必欲除去心中的忌讳，岂肯轻易易辙，因此断然拒绝。 　　双方互不退让，经数月纠缠，致使事态逐渐恶化。 　　187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