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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漫长博弈 　　回顾三十年的国企改革历史难免陷入轻描淡写。中国国企改革犹如一幅沧桑的历史画卷：“放权让利”、“承包制”、“政企脱钩”、“股份制”、“上市”、“抓大放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产权改革”、“国资委”、“管理层收购（MBO）“、“外资并购”，在我国都曾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每个事件都曾经改变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命运，校正着中国前进的方向。 　　张瑞敏、谢企华、柳传志、这些国企改制的获胜者；杨陪新（杨承包）、董辅、历以宁、吴敬链、钱颖一、陈光（陈卖光），这些国企的推动者：周冠五、马胜利、褚时健、赵新先，这些国企改制的“落马者甚至郎咸平，这位国企改制的唱反调者。时至今日，这些人都已在国企改革的风头浪尖上雕塑般屹立。无论成功与失败，这些人都是我国国企改革历史舞台的“亮相者”。 　　三十年的国企改革内容太庞杂、时间太漫长。而国企改革的历程并没有多少诗情画意，并不是坐过山车溜冰滑雪般疾速，每一小步的前进在当时都似西西弗斯无望而又执着的举动。一位专家说，国企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最艰难最具颠覆性最强的部分，始终伴随着思想的争论与实际利益的羁绊博弈。 　　 　　青涩的放权让利 　　 　　1978年以前，中国企业的生产与销售都是国家包办，企业是政府的工具，“企业不是市场主体”。“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是普遍现象。 　　1978年7月至9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很多经济学家呼吁，我国经济工作要尊重价值规律、引入市场机制，应该赋予企业必要的独立地位。 　　春江水暖鸭先知。1978年10月，四川省对四川化工厂、成都无缝钢管厂、宁江机床厂等六家实行放权让利，给予企业更多的生产经营权，并根据企业完成生产计划情况和经济核算情况给与企业留存部分利润。留存利润用于给职工发奖金或进行再投资。 　　四川宁江机床厂获得自行销售产品权后，4个月便承接了国内外订货1400台机床。该厂1981年资金利润率比1979年增长77%，劳动生产率增长37.7%。 　　在地方国企进行放权让利改革实验的同时，经济学界开始对国有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弊端进???反思。董辅1979年提出：国有企业的要害问题，是国家政权的行政组织取代了经济组织，企业成为各级行政机构的附属物，企业缺乏最起码的生产经营决策权，不能实行独立的经济核算，无论盈利还是亏损与企业与职工都没有直接利害关系。而且，企业成为行政机关的附属物，容易导致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因此，国企改革最紧迫的是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使国有企业摆脱对行政机构的依附。 　　1979年7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文件的核心是：改革计划体制，国家向国有企业下达的产品计划也要以市场购销合同为基础，国有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市场需要自行生产与自行销售。全面在国有企业推行放权让利，实行利润留存制度，把企业经营的好坏与企业生产的发展和职工利益直接挂钩。如此，国有企业虽然距离市场主体地位尚有距离，在当时却是巨大的进步。 　　但是，经济学家蒋一苇认为，在无法触及所有制本身的情况下，扩大企业自主权才是国企改革的根本途径。1980年，蒋提出“企业本位论”。 　　理论常常落后于实践。进一步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呼声日益高涨。1984年，福建省55位厂长向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省长胡平公开呼吁，要求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之后，厂长负责制应运而生。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企业有限市场主体的地位，因为企业的根本制度没有改变。 　　放权让利调动了国有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但在经济利益分配关系方面却使国家与国有企业陷入困境。为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利益分配，地方上最先以经济责任制的方式推行。所谓经济责任制，就是国有企业获得经营自主权的同时，也要保证企业的利润上缴。1981年初，山东省将部分国有企业过去的利润留成改为盈亏包干。1982年，经济责任制开始在全国大面积推广。 　　1983年国务院停止了利润分配制度。当年4月，财政部颁发《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征收一定的企业所得税。之后，为调整国家与企业之间利益分配关系，将国有企业所需的生产经营资金由过去的财政无偿拨付改为银行有偿贷款形式。“拨改贷”的实施，使企业形成了明确的资金成本意识，但在社会资金无法进入国有企业的历史背景下，也促使了大量国有企业后来不得不走上高负债经营之路。 　　正是由于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不易理清，促使国家花更大的精力来推动国有企业改革。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的核心在于“搞活”国有企业。总之，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即，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