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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货币与食盐战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吸取血的教训,在国民党统治的薄弱环节发动了一系列武装暴动、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发展壮大。国民党惊恐万状,不断对我红色根据地采取军事行动,但屡战屡败,捞不到一点儿便宜。蒋介石见硬的不行,开始强化金融、经济封锁手段,蓄意破坏根据地金融系统,颠覆红色政权基础,并把食盐置于战略物资的地位,实行垄断经营,企图竭泽而渔、焚林而猎,把共产党赶尽杀绝。 　　苏区军民针锋相对,一面仿制白区通用货币,印制发行自己的苏维埃币,驱逐、消灭恶币杂钞;一面开展全民自救、土法熬盐运动,发动远交近攻、虎口夺盐战役,围绕货币与食盐跟国民党斗智斗勇,演绎了一幕幕舍生忘死、义薄云天的壮举,为支援革命战争、打破经济封锁、活跃苏区经济,并最终夺取中国革命胜利,起到了一种特殊的作用。 　　 　　一 　　 　　1928年4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的两支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和湘赣边界苏维埃政府。为了解决日益困难的部队给养和行政开支,他们在上井村创办了首家红军造币厂,模仿墨西哥鹰洋1895年和1908年版式,出炉了红色政权首批金属货币。并取“工农苏维埃”之意,在币面隐蔽位置加凿了一个“工”字标记,因而被统称为“工字银元”。紧接着,吉安县东固平民银行采用自产松烟油墨、蜡纸刻版,也成功地开印了苏区第一张纸质货币铜元票。 　　1929年1月,由于井冈山根据地失守,红军造币厂被国民党捣毁。该厂从开业到歇业,历时仅8个多月,使用了1000多斤银器,铸造了1万多枚工字银元,为红色政权货币事业的发展积累了初步的经验,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1930年10月,毛泽东、朱德率部离开井冈山,一路转战,攻克吉安城,建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蒋介石恼羞成怒,调集10万大军入赣“围剿”,企图速战速决,永绝后患。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当机立断,下令“立即动手出票子”,加紧筹集战备物资,并把缴获的两台石印机转运到东固印刷厂,东固纸币由此实现了从油印、木印到石印的“三级跳”。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临机应变,在东固平民银行的基础上成立了江西工农银行,利用缴获的40万张面值一角的国民党吉安临时辅助纸币券,改造成江西工农银行暂借发行券投放市场,先后筹集到了200万元经费支援红军第一次反“围剿”。 　　1931年5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把兴国县造币厂升格为省级造币厂,批量铸造“大洋头”、“小洋头”和“老鹰头”银元。同年7月又向江西工农银行划拨5万元补充基金,大力印刷发行铜元券,回收销毁暂借发行券。这批苏区早期货币虽然印制简陋,外观粗糙,但因质纯量足信誉好,深受苏区内外群众、商贩的欢迎,为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提供了可靠的财力保障。 　　红一方面军有了“赵公元帅”保驾护航,越战越勇,连续挫败了国民党3次大规模军事“围剿”,硬是把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打成了一片。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赣南瑞金宣告成立。东固印刷厂与兴国印刷厂、东固造币厂与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江西工农银行与闽西银行相继合并,分别组建成立了中央印刷厂、中央造币厂和国家银行,开始着手印制发行自己的苏维埃国家货币。 　　然而万事开头难,由于国民党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印刷纸币所需的纸张、油墨等材料无法进入中央苏区,票样影制铜版也在从上海运回瑞金的途中被敌人截获,以至于迟迟未能如期投入生产。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通权达变,带领造纸工人采集当地特有的植物纤维做纸浆原料,再掺入适量细羊毛,经过无数次破坏性试验,终于成功地造出了质地细密柔韧、具有防伪性能的钞票纸。随后,红1、红5军团组成东路军,发动龙岩、漳州战役,通过厦门地下党组织采购到了一批油墨。中央印刷厂的技术人员也因难见巧,利用江西工农银行原有的印刷铜版,剪贴改造成了国币印刷铜版。1932年7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批国家纸质货币正式开机付印,当年印刷发行面额为5分、1角、2角和1元的纸币共计65.6175万元,次年又增印了面额5角的纸币。到1934年10月为止,中央印刷厂共印刷5种面额、8个版别的纸币达800万元。 　　相对而言,铸造金属货币的过程更为简单,中央造币厂利用现成的原料、设备和技术,很快就铸造出了面额为2角、1元的银币和5分、1分的铜币。但是弊端也很明显,刚开始,他们依靠100多斤重的花岗岩石碓人工冲压成型,不仅力度不够、着力点不均匀,效率低下,而且还把石碓给砸坏了。后来改用二三百斤重的生铁碓,结果只用了个把月又报废了,不得不停产。直到1932年3月,红12军攻克福建上杭,缴获了一套新式铸币机器和钢模,次年8月,红3军团与红7军团协同作战,又在福建沙县缴获了一台冲床,中央造币厂才得以恢复生产,并实现了铸币机械化,产量和质量大幅提升,日产金属货币超万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