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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出版,架起沟通桥 　　编者按：2005年10月19日，世界上最大的图书博览会――法兰克福书展，在德国中部的这个位于美丽的莱茵河畔的经济中心城市拉开了序幕。 　　法兰克福拥有“德国最大的书柜”――德意志图书馆，德国法令规定1945年以后出版的德语印刷物都有义务提交它保存。大约500个出版公司集中此地，称得上是世界图书业的中心。每年世界最大、最有名的书展在法兰克福举行，吸引了大约800万参展商以及25万参观者。 　　为什么出版商都对法兰克福书展趋之若鹜，为何一个国家传播自己文化一定要让图书走出去？刚刚离我们而去的著名记者爱泼斯坦曾说过，报纸和网络是手枪、机关枪，而图书是高射炮，如果有没来过中国的外国朋友说起对中国的印象，他们会说，我曾经看过这样一本关于中国的书，里面是如何说的？或者会说，他看过一部什么样的关于中国的电影，但即使是电影那也基本都是先有小说，后改编的。图书出版在对外传播与沟通中是如此的重要。 　　2004年改版之初，《对外大传播》“总编手记”栏目中，我们刊登了题为《外文图书出版向对象国“靠岸”》一文后，就一直追踪、关注着外宣领域“书刊本土化”的进程，并据此做出了“图书向对象国靠岸”、“《今日中国》阿文版在埃及落地”等一系列专题。我们力图通过种种探讨，一步步向中国书刊出版的神经末梢靠近，去帮助大家一起感受图书出版国际市场的脉搏…… 　　――编者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三局副局长吴伟的办公桌上，有三本书特别打眼：一本是绿色封皮、中英文对照的《2005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一本是刚一翻开就能感受到现代中国与历史中国交相辉映的画册《中国》，再有就是像一本家庭老相册的《犹太人在中国》。这三本书凸现了外宣图书出版已有的三个方面的成果：图书出版走国际合作的路子、以外国人的手笔“营销”中国、图书出版寻找文化情感的切合点。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三局的职能之一是筹划和组织对外图书出版与合作。目前，正在组织和实施“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图书的入选标准是什么？这些书目到底有哪些吸引人之处？国外合作者是怎样对待这个推广计划的？它们为中国图书出版提供了哪些可供借鉴的经验？吴伟接受《对外大传播》的采访时先从这个话题开始的―― 　　 　　正在实施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2005年8月30日凯宾斯基大饭店二楼宴会厅 “2005北京国际出版论坛”现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三局副局长吴伟女士作了题为《让图书成为向世界说明中国的桥梁》的演讲。会场上，中外来宾二百多人，明显感觉到金发碧眼的西方人比黄皮肤的亚洲人多，英、法、日等几种语言同声翻译。媒体提问时，吴伟和大家坦率地进行交流，生动的语言、鲜明的观点，与我们常听到的论坛发言有明显的不同，特别是她讲道：“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特别是了解认识一个完整的、真实的中国并不容易……用中国一个家喻户晓的成语来说，就像是盲人摸象，摸到鼻子的认为大象是软管，摸到腿的则认为是圆柱。人们亲自接触得出的结论应该是很权威很真实了，但了解到的只是其中的一个片段……要了解中国这头大象，图书则是其中最好的方式之一”时，从热烈而持续的掌声中，可以感觉到与会者的共鸣。 　　图书是中国了解世界，走向世界的桥梁。大量优秀的外国作品被翻译家们介绍到中国，使巴尔扎克老人隔着两百年岁月的长河与我们会心一笑；安徒生的童话润泽着一代又一代中国读者的心田；高尔基的海燕也曾穿行在中国千万读者的理想岁月中。据中国版本图书馆资料室统计，1978年至1990年，全国年均出版翻译作品2192种；1995年至2003年，翻译类图书（不包括重印和多版本译著）的数量高速增长，年均出版翻译作品超过一万种。在大量外国图书涌入中国的同时，中国图书又有多少走出国门，登上国际书展的大堂？有这样一组数字值得我们深思：从1993年的354种，到2004年达到1811种，中国出版业的年版权输出增长了5倍。但与此同时，输出数量远远低于版权引进数量，两者比例在1:10左右，逆差严重，贸易逆差过大，对于中国出版业而言意味着巨大的压力。回顾历史，中国出版业拥抱世界的过程的确充满漫漫艰辛。正如有些业内专家总结，除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图书业在列强的炮火之下不得不接纳西方的出版物及各种社会文化思潮外，中国出版史上绝大多数时候是单一的、封闭的、孤立的。 　　但从另一方面说，中国出版拥抱世界的这个过程又是短暂的。 　　三局副局长吴伟认为：“文化产品上的巨大贸易逆差，阻碍了世界了解中国，明显的事实是，中国每年大量进口图书、期刊以及音像制品，特别是大量购进版权，使得中国对世界的了解比世界对中国的了解要多得多。这种巨大的反差，除了经济上的影响之外，还会带来一些更为严重的后果。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缺乏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