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轩鸽“税道苍黄”.docVIP

姚轩鸽“税道苍黄” 　　姚轩鸽是西安国税系统干部，干过两年多税务所长；之前他当过大学教师，学的是伦理学，教的是德育。后来，姚轩鸽把伦理学与税收撮弄到一起，搞了个“税收伦理学”，翻寻推究10年后，他提出一个也许会令人意外的观点。 　　 　　48岁的姚轩鸽身材矮胖，腆肚，挺胸，架眼镜，走路时脸微仰，向前冲，言谈操普通话，激情滔滔，疾忙中蹿出陕西口音。 　　姚轩鸽是西安国税系统干部，干过两年多税务所长；之前他当过大学教师，学的是伦理学，教的是德育。后来，姚轩鸽把伦理学与税收撮弄到一起，搞了个“税收伦理学”，翻寻推究10年后，他提出―个也许会令人意外的观点： 　　“从我这10年的观察和研究看，目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或突破口，只能是财税领域，因为其他领域的选择，已经丧失了历史机遇。” 　　 　　姚轩鸽的幸运及痛感 　　 　　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可能是姚轩鸽遇到的幸运机遇之一。国税与地税分家，税务队伍扩编，姚讲师从西安联合大学调到西安市国税局宣教处。他的伦理学导师，被学者吴思称作“与我棋逢对手”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王海明，很为姚轩鸽“弃教从税”而惋惜，他说，你是搞学问的人，应该在大学教书。姚轩鸽说，我是为了生存。当大学教师一个月工资300多元，养家都成问题，到税务局就不一样了。王海明没办法，只好由他去，临别相赠一番“如果当官要廉洁；如做学问不要丢了伦理学”的劝诫。 　　姚轩鸽在宣教处写了两年文字材料后，就下到基层锻炼，被分到基层分局企业所当指导员兼副所长，干不到一年，又到另一个所当所长兼指导员，又干了一年。 　　两年多的基层工作经历，让这位前大学讲师得出结论：他不适应基层工作，基层税务文化与他理想中的东西差得很远，他与同事们的思想也时常错位。在40岁将至之时，姚所长沉溺于此生最大的困惑和痛感中。他不想再退回大学去教书，也找不到在税务系统工作的合适生存点，整日内心撕裂，行叹复坐愁。 　　光阴荏苒。两年后，有朋友帮忙引荐，姚轩鸽被借调到北京做课题，同时在一个经济研究机构兼职。对于早想重拾“学术梦”的姚轩鸽，这是一个很棒的机会。在北京两年，姚轩鸽喜交游，结识了很多学者。周末他请一些博士吃饭聊天，想吸收点他们的思想和智慧。但他失望了。姚轩鸽说：“我发现不少人的脑子已经基本格式化了，缺乏原创性，没有独立思想，缺乏对社会的基本判断力，缺少关注社会的激情，缺乏应有的社会责任感，脑子里想的就是找工作。他们的价值立场也存在问题，总是站在个人立场、小群体立场，或者本学科的立场上发言。” 　　陆续接触到一些学者后，姚轩鸽也渐生“徒有霜华无霜质”之叹。他把这类学者的人格概括为：“有知识没智慧、有情趣没情怀、有信念没信仰。”姚说：“他们拥有的只是具体知识，但解决根本问题需要智慧；不少学者有闲情逸致，但很少关注公共问题、社会问题，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奉行的是犬儒主义人生观；很多知识分子做具体事的时候有信心、有把握，但人还要有追求大善的理想，超越自我。这不是别人强迫的，应该是自己的选择。” 　　当然，姚轩鸽也结交了一批他称之为“有激情、有社会担当，基本判断力非常到位”的学者和专家。在这些人熏染下，姚轩鸽也给自己来了个“人生与学术定位”：第一，思考问题必须是宏观问题；第二，解决问题必须是根本问题。虽然当税务所长时，他曾被人笑作“书生气太浓”，但跟坐在书斋里搞学问的“纯书生”相比，自己还算是读了一期“社会大学”，“对社会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复杂性有了直接的体验”；这也逼着姚轩鸽备细思考税收问题，所用方法则是自己熟悉的伦理学。于是，他发愿用一生来做这一件事：从伦理学角度研究税收治理问题，寻找一个优良税收治理的道德价值导向系统。 　　 　　姚氏“税收伦理学” 　　 　　2002年底从北京回来，姚轩鸽自愿选择了在西安税务学会工作。他寻思，在国税系统，只有这个地方可能最适合他“寻梦和追梦”。每天集中精力把岗位工作做完后，他就读书，看资料，思考。家里的事全交给了妻子。他的妻子笑称：“结婚这么多年，老姚在家只拖过两次地。”他把客厅改成了书房，买来了他能找到的所有伦理学和税收理论等方面的书，在家里堆积如山。只要有3天以上假期，他就跑去终南山，住“农家乐”。每次出发前，当医生的妻子把消过毒的枕巾、床单、被罩打包，他到了山里，全部一换，50元吃住全弄好，人家吃什么他吃什么。他把所有的资料分主题做成电子卡片，在山里白天写，晚上写，早上和黄昏像哲学家一样散步思考。 　　在税收学方面，他找不到足够可读的书。国内的《税收学》著作，通常只在第一章介绍些税收基本理论，后面大部分都是介绍税收操作层面的知识。高校里的教授、博士忙于为能带来现实利益的课题耗费精力，少有人在税收基础理论方面钻研。西方研究税收理论的著作也不多，因为西方国家已经通过民主政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