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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政府政策中利益引导因素 　　摘要：宋代政府决策中对利益引导的运用相比前代使用的更加频繁，体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并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其在救灾、劝农、社会监督等许多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体现出超越单纯行政命令的优越性；同时也不可避免产生一些消极影响，并对社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这是宋朝经济发展的超越前代的表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关键词：宋代 利益引导 政策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1]这是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出的观点，指出利益引导在治国中的重要作用。宋朝政府在政策制定中对利益因素的运用，在救灾、满足边境军需、引导农业发展、以及社会监督等方面都有表现。本文试图通过对宋代政府政策中利益因素的积极作用、消极影响及其特点的总结，阐述宋政府决策中对利益因素的运用。 　　一、利益引导的积极作用 　　《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中有关于利益引导的记载，“?似蛇，蚕似蝎，人见蛇则惊骇，见蝎则毛起。然而妇人拾蚕，渔者握?，利之所在，则忘其所恶，皆为贲、诸。”[2]指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利之所在，则忘其所恶”，表现出利益引导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在制定政策时，政府对利益善加引导，往往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宋朝政府在社会各个方面的许多政策制定中，利益的引导体现的相当明显，并取得了积极效果： 　　(一) 引导救灾 　　在政府救灾政策中，不论是针对官员、富民还是普通百姓，利益的引导发挥着重要作用。乾道七年十月，司马?请求劝百姓种麦子，“于是诏江东西、湖南北、淮东西路帅漕，官为借种及谕大姓假贷农民广种，依赈济格推赏，……”。[3]卷173此外，绍兴年间以来，常有水旱灾害，政府积极进行赈济，“诏出粟济粜者赏各有差。粜及三千石以上，与守阙进义副尉；……，已有官荫不愿补授者，比类施行。” [3]卷178可见，政府是想通过对官员、富民的奖励，来引导官员和富民救灾。同时政府也通过利益的引导来促进百姓自救，“蝗为害，又募民扑捕，易以钱粟，蝗子一升至易菽麦三升或五升。” [3]卷178通过“以虫易麦”，在对受灾百姓赈济的同时，引导百姓参与自救，减少蝗虫灾害对农业造成的损失。 　　(二) 满足政府边境军需 　　每当政府边事繁忙，出现边境军需不足，政府往往制定政策，通过利益引导商人为边境提供军需。“荼之为利甚博，商贾转致于西北，利尝至数倍。雍熙后用兵，切于匮饷，多令商人入刍粟塞下，酌地之远近而为其直，取市价而厚增之，授以要券谓之交引，至京师给以缗钱，又移文江、淮、荆湖给以荼及颗、末盐。”[3]卷183商人通过往边塞运粮，一方面通过“取市价而厚增之”，来获得大量利益；另一方面可换得国家专卖的荼和盐，“转致于西北，利尝至数倍”。 　　国家以利益为诱导，借助商人的力量，来满足边境的军需，有时甚至不惜虚抬粮草的价格来增加边境的储备。如“乾兴以来，西北兵费不足，募商人入中刍粟如雍熙法给券，以荼偿之。……而塞下急于兵食，欲广储?，不爱虚估，入中者以虚钱得实利，人竟趋焉。”[3]卷183 　　(三) 引导农业的发展 　　宋政府非常重视劝农，并对能引导发展农业的官员进行奖励，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元?四年，诏：“濒河州县，积水冒田。在任官能为民经书疏导沟畎，退出良田自百顷至千顷，第赏。”[3]卷173以此来拓展耕地面积，促进农业的发展。同时，一些官员也通过减轻农民税赋，引导农民开垦土地，如赵尚宽为唐州太守时，“劝民垦田，高赋继之，流民自占者众，凡百亩起税四亩而已。税轻而民乐输，境内殆无旷土。”[3]卷174，通过政府让度出部分利益，吸引农民开垦土地，最终“境内殆无旷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四) 有效的社会监督作用 　　政府为了强化对社会的监督职能，以利益为诱饵，准许百姓之间相互告发，确保政府的政策的有效实施。如熙宁年间，出免役钱不合理，参知政事吕惠卿要求百姓根据自己土地的多少和质量高低随官价自报，为了防止百姓隐报财产，规定“非用器、田谷而辄隐落者许告，有实，以三分之一充赏。”[3]卷177 　　同时，政府也利用奖励的方法防止官员违法，如“雍熙四年，并水陆发运为一司。主纲吏卒盗用官物，及用水土杂揉官米，故毁败舟船致沈溺者，弃市，募告者厚赏之”，[3]卷175以此对官员进行监督。 　　二、利益引导的消极影响 　　“人心循利，甚于畏法，况利可立致，而刑未即加者乎？”[3]卷181利益的引导在救灾、满足军需、促进农业发展、加强社会监督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会导致一些消极影响，使结果与政府政策的初衷相背离，这是政府过度使用利益引导的结果。“人心循利”，过度的利益诱导会产生许多消极影响，尤其在官员和商人身上体现的最明显,这是与政府利益引导的方式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