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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经营制度历史局限和改革出路 　　打破二元结构的桎梏，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无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剂良药，有关政策开始对“农民收入增长”、“耕地过快减少”、“粮食增产”、“农民权益”、弱势群体（如失地农民、农村妇女、贫困人口）等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发挥积极的作用就是明证。但应该看到，宏观政策调整的作用是有限的。宏观政策如果没有微观改革的配套将很难长久发挥作用，从而影响“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三农”问题根源于农村基本经济制度设计和安排中的矛盾，现在到了该对其进行反思和改造的时候了。 　　 　　家庭经营制度的历史局限 　　 　　“农村土地承包制是一项没有完成的改革”。中国农业科学院教授牛若峰认为，这项改革没有解决土地所有权问题，集体所有的法律规定含混不清（《宪法》、《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土地除国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五条则说本村土地“属于村民集体所有”）；没有把土地所有权和农户宅基地所有权归还农民；没有给予农民以长期永久经营使用权和土地处置权，承包农户只是半自主的经营主体；另外没有将农村集体组织改造为名正言顺的合作经济组织如土地合作社。我们还应该看到农民组织和农村治理结构严重滞后与家庭承包经济制度不配套所带来的严重影响。家庭经营是对公社时期农村生产经营制度的根本性改革，而农民组织和农村治理结构仍然沿袭了人民公社三级体制，公社体制的“遗留”与家庭经营的经济制度的摩擦是现实农村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根源。 　　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没有真正形成。农户家庭只有土地经营的承包权，自主经营权不完整，使得农户家庭形成了对集体的依附关系；同时，村委会既是行政组织又是经济组织，农村政社分开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有专家认为，集体所有制度是城乡二元结构的经济基础。土地集体所有取消了农户的财产权利、剥夺了农民自主经营和处置农产品、自愿进出的权利，使合作经济失去了重要基础。我们认为，当前农村许多地方，集体经济已成为空壳，事实上只剩下农户家庭经营这一个层次；在一些地方，仅有的集体经济不是集中在为农户经营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领域，而是集中一部分土地（比如“机动地”）和资产（比如以集体名义经营的乡村企业）由少数人承包经营，以此作为集体的主要收入来源。集体经济和农户经营“两张皮”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农民收入增长。重建农村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势在必行。 　　农村土地产权结构导致当前农村愈演愈烈土地矛盾和纠纷。近几年，我们对国内20多个省（市区）的农村问卷和实地调查表明，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设计和安排中有两大矛盾无法解决：其一，在集体内部，成员边界不稳定，而且新增成员具有“天赋资源权”和法定的“公开、公平、公正”承包权，因此土地承包关系稳定与承包土地关系变更的矛盾始终存在。现代化过程实际上也是农业资源转移的过程，与农地、农民增减变化相伴随，必然要不断改变人地关系，稳定与变更之间的冲突始终不可避免；其二，集体成员“共同共有”的制度设计，无法屏蔽其他利益主体的侵害，致使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排他性”极其弱小，这恰巧给一些地方无度征用土地和乡村干部乘机攫取土地资源配置权留下了空挡。 　　 　　目前削弱家庭经营制度有五大因素 　　 　　1、农民承包土地承担了太多的功能，已不堪重负。在经济意义上，承包土地是集体成员平等获取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的权利；在政治意义上，承包土地是农民获得民主权利的基础；在社会意义上，承包土地还担负着稳定乡村社会结构的重要作用。但显然，缺少完整产权的土地承包制度难以实现如此多的社会功能。因此，党国英才认为：承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将提高农民的社会归属感并有利于稳定（党国英）。 　　2、认识或观念上的误区，障碍家庭经营制度发展和完善。“三农”问题一出，许多人对新形势下长期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导向产生了怀疑和动摇，认为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对农业生产力的推动力“已经释放完毕”；包括相当级别的干部也认为“30年不变”“不可能”，30年不变“是政策或制度不变，土地承包关系还是要变的”。这无疑是动摇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腐蚀剂”。 　　3、目前农村面临前所未有的土地调整压力。诱发承包土地调整的因素有五：（1）土地分配起点不公平以及限制土地调整等原因，造成了现实农村一个非常庞大的无地农民群体。我们的调查表明，目前全国至少有10%的农村人口没有承包土地，“无地农民”的矛盾之所以没有“失地农民”突出，是“家庭功能”掩盖的原因。（2）征地或非农建设用地引发土地调整。土地征用以后，大多数村庄采用成员平均分配土地补偿，重新调整承包土地的办法平衡各种利益矛盾；大批“失地农民”重新就业也造成承包土地调整。（3）农田标准化建设或土地整理的任务越来越大，它本身需要打破家庭承包土地边界。（4）新乡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