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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恐惧症 　　国美控制权的最后决战中，职业经理人通过股权投票方式获得留任，家族一方也得以否决稀释家族股权的增发计划。对股东和企业来说，是“赢”还是“输”尚不明朗，但对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来说，其“示范”效应则如同余音绕梁。 　　当初，大股东力排众议留用职业经理人，最后却被“落井下石”，让部分家族企业心头一紧。2008年末，黄光裕被捕曾一度引发国内富豪移民潮。因此亦有人担忧，黄陈之争可能对中国家族企业引入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进程产生负面效应，以致阻碍中国私营企业长远发展。 　　当蒋经国的特使向南怀瑾咨询3位“储君”谁可担当大任的时候，南怀瑾想了想，平静地说到，“李登辉吧，他没有后代。”就国家政权而言，中国人早已经抛弃家族继承制，但对企业来说，中国家族企业的公众化道路却充满坎坷。 　　 　　“挺黄”声后的忧思 　　 　　屁股决定脑袋，支持黄光裕的企业家明显占多数。 　　2010年8月4日，身陷囹圄的黄光裕发出一封要求召开股东大会罢免陈晓的函件，拉开国美控制权之争的帷幕。之后的两个月时间内，双方展开电视辩论，还利用网络为自己造势，更不放过对对手人品和行为方式的指责。除了没有奥巴马那样的天才演说家被发掘之外，不论从本质还是形式来看，黄陈之争无异于一场股市的总统大选。 　　两个月以来，在浙江私营企业界各种沙龙和论坛上，到处可以听到对黄光裕的同情之声和对陈晓的口诛笔伐。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杨轶清对记者表示，根据一项对浙江家族企业的调查，大多数老板都对黄光裕报以同情，颇有兔死狐悲之感。 　　“很明显，一些家族企业开始有担忧。”杨轶清说，很多老板在关注黄陈之争时也开始考虑自己的家族企业引入职业经理人的问题，有的索性把引人职业经理人看成“引狼入室”，担忧职业经理人“夺权”对家族造成的伤害和富二代“崽卖爷田心不疼”没有任何不同。 　　和潮商、晋商等商帮相比，浙商应该说是中国家族企业中最开放的一个群体。本世纪之初，正是这个群体最早提出了对“富二代接班”的质疑，同时很多浙商企业开始“百万年薪”招聘职业经理人到家族企业担任要职。 　　目前，据浙商研究会的数据，浙江省的私营企业中，70％是家族企业，只有三成左右开始引入职业经理人，包括CEO和总裁这样的“二把手”“三把手”职位。“空降经理人在浙商企业发挥得并不理想。”去年年底，浙商研究会计划发动一次名为“最佳拍档”的评选活动，最终评选出浙商群体中“合作最愉快”的家族企业拥有人和职业经理人搭档。这个活动最终胎死腹中。经过在浙江省内外的多次调研，研究会发现这个活动根本做不下去，并非活动缺乏资金，而是实在选不出这样一对“最佳拍档”。杨轶清介绍，有的企业家一点也不愿意谈和经理人的关系，看得出来，并不融洽，有的甚至坦言希望合同终结让职业经理人走人。 　　“浙商都在关注国美，国美是一家典型的家族企业。”国内最早提出“浙商”概念的杨轶清认为，家族企业标准包括两方面，一个是资本家族化，根据家族占据股权和投票权的比例判定，一个是管理家族化，即家族成员占居要职，只要符合其一便可以称之为家族企业，国美基本上符合两个标准。 　　包括杨轶清在内的一些学者表示，目睹了国美的控制权争夺风波，国内私营企业的创始人群体可能不再会像以前那样热衷引进职业经理人，这可能是黄陈之争最大的负面效应。目睹陈黄之争的大戏，有浙江企业家坦言，职业经理人毕竟是“外脑”，不懂得创业的艰辛，也不知道守业的责任，尤其是在中国职业经理人普遍缺乏信托责任的情况下，更是应对职业经理人提高警惕。让“富二代”得到更多的历练，培养成CEO，可能是目前最为安全的方式。 　　广东地区的一些潮商则更加尖锐，有人认为国美是潮商企业中最公众化的企业，黄光裕在公众化的道路上走得有些远，超出了潮商所能够驾驭的范围，所以才会有控股权之争的风波出现。还有家族企业人士的话更值得玩味：中国社会只有官商传统，而没有信托责任传统，职业经理人恐怕只有两种，一种是学历造假分子，还有一种是野心家。“挺黄”声后的种种担忧看似不无道理，为本来充满荆棘的中国家族企业公众化前路蒙上一层阴影。 　　 　　矛盾的潮商黄光裕 　　 　　实际上，潮商企业的确是中国家族企业中最重财富延续、最具家族色彩、最重乡土情意的企业家群体。不论是之前注资重组中关村项目，还是随后的增持国美股权以备战最终投票，潮汕商帮都对黄家尽可能提供支持。 　　潮人是对潮州和汕头地区外迁族群的统称。虽然该地区隶属于广东省，但潮汕人既不会说也听不懂粤语，同时，虽然潮汕方言属于闽南语系，但潮汕人同样也不会说也听不懂福建话。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说潮州话的潮汕人总是很团结，漂泊在外经商比较容易组成潮汕商帮。很多潮汕人聚在一起只需喝上一杯功夫茶，就会找到合作赚钱的机会，就像私募基金的投资经理见到了北美商学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