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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光涵见证五星红旗诞生 　　 　　新中国成立后,彭光涵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回忆往事,最让彭老感到自豪和幸福的是,1949年他参与了新中国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工作,见证了国旗、国歌、国徽的诞生过程。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今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开幕。筹备会设立了六个小组,其中第六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歌、国徽、纪年、国都等方案。彭光涵当时担任了第六小组的秘书,是第六小组中年纪最小的,当时他才三十一岁。彭光涵回忆说:“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自己能和第六小组的成员和专家一起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感到十分荣幸。” 　　经过两个多月紧张认真的征集和审阅工作,9月14日,小组第四次全体会议,就国都、纪元、国歌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但国旗问题一直争论很大。 　　彭光涵介绍说,对于群众的来稿,小组成员经过讨论,有三类来稿被筛选掉了:第一类是有镰刀锤子的,有模仿苏联国旗的痕迹;第二类是用嘉禾齿轮的,图面比较复杂;第三类是采用两色或三色横条或竖条的,模仿西方国家国旗的痕迹很明显。按照这个原则,小组成员最后从近三千幅图案中选出了较好的四十余幅作为初选图案由彭光涵送交周恩来审阅。周恩来对彭光涵说:“你把这些图案分类编成册,给每个图案编号,但不写作者姓名,避免审阅人带有偏见。初选图案仍由第六小组进行复选,精选出一批图案,上报大会主席团。” 　　第六小组经过认真复选,最终确定了三十八幅图案,以“复字×号”作为编号,编辑成一册《国旗参考资料》送交大会审阅。 　　1949年9月23日上午,政协全体会议代表分组讨论国旗方案,但最终也没有就国旗方案形成定论。 　　政协大会决定9月30日闭幕,而国旗图案迟迟不能定案,第六小组成员都很焦急。在当晚的会议上,副组长沈雁冰对彭光涵说:“你是秘书,又住中南海,可以见到毛主席、周恩来副主任(新政协筹备会成立了常务委员会,毛泽东任主任,周恩来任副主任),你尽快向他们汇报目前的困难情况,请他们指示如何办。” 　　周恩来在听取了彭光涵的介绍后问彭光涵:“你接触过很多图案,也听了很多反映,有哪些图案有比较多的人喜欢,容易获大家一致同意?” 　　此时,彭光涵迅速地翻到《复字32号》(红地五星旗),并拿出投稿人曾联松的原稿对周恩来说:“这幅图是在截稿前两三天才收到的。有不少人认为这个图案很有新意,但在五星内有镰锤不好,建议删去后可作为复选稿,印出来的图案是我根据小组意见重新画的图案。” 　　周恩来点了点头,接着问彭光涵:“那四颗星的含义是什么呢?你说说看。”彭光涵解释说:“您昨天的报告中有一段话就是最好的说明。您说‘人民是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反动阶级觉悟过来的某些爱国民主分子’。这样民族资产阶级也是共产党领导下革命人民的一部分,在国旗中应该有它的位置。至于如何准确说明,最好由小组的同志去拟定。” 　　“我认为如果《复字32号》的旗面能为大家接受,而且对四颗星的含义作更准确的解释,我想这面红地五星旗有可能被大家接受。” 　　周恩来听后很满意,拍着彭光涵的肩膀说:“好,你按《复字32号》图案画一张大一点的图样,还要做一面大旗,一定要用绸料做,明天下午交给我。” 　　彭光涵接受任务后立即寻找画笔、颜料、纸张,等一切备齐时已是后半夜了。他自己动手,画了一幅比《国旗参考资料》开本大一倍的图案并涂上了颜色,此时,窗外微微发白,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他把画好的红五星旗交给周恩来的秘书,并告诉他,这是周恩来要的,一定要尽快交给他。 　　在北京前门大栅栏街,彭光涵找到了一家制旗社。他强调说,这面旗很可能成为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师傅听后十分兴奋,马上把老板请出来洽谈。到下午3时,一面大旗做好了。当彭光涵要付钱的时候,制旗社的老板无论如何也不收他的钱,并说:“小店能为新中国做一面国旗十分荣幸了,这样的机会想找也找不到。” 　　9月25日晚,毛主席主持召开了协商座谈会。彭光涵提前到达丰泽园会议厅,在秘书席等候。约8点半,毛泽东、周恩来领头进入会议厅,郭沫若、茅盾、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陆续跟进就座。会上,大家就国旗、国歌、国徽、纪年、国都等问题发表意见。 　　关于国旗,毛主席首先发言,他说:“过去我们脑子里老想在国旗上有中国特点,因此画一条横线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的国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的特点,苏联之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英、美之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的特点。” 　　说到这里,毛主席拿起一面红地五星旗(彭光涵画的那一张)向大家展示说:“很多人都说《复字32号》这面旗图案好,我看也是比较好的。中国革命胜利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