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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治还是法治――不可回避选择 　　［摘要］德治和法治不是同一个层次上的概念，从本质上看它们不能并列。能够跟“法治”并列的概念是“人治”。在把“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并提的时候，首先让人误解的是法治，因为它混淆了”以“和”依“的本质区别，等于把法治又降低到了“以法治国”的水平。同时，“以德治国”也进一步暴露出我们对道德的本质和功能的错误理解。治国的根本原则只能是一个。如果在法治之外再提德治，那么这种德治就只能意味着人治，等于承认和鼓励法外执法。所以我们今后不宜再提以德治国，而要提“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加强道德建设”。 　　［关键词］德治；法治；人治 　　［中图分类号］Ｂ0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672－2426（2007）06－0003－04 　　 　　几年前发生了一场争论：中国到底应该搞德治还是法治？德治和法治是不是一只鸟的两个翅膀、一辆车???两个轮子？能不能相互结合？这里不仅涉及到非常深刻的学理的问题，而且关系到我们国家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究竟朝哪个方向走。我认为，只是凭着某种感觉和愿望就提出要“以德治国”，是非常不妥的，会让人觉得我们既不懂什么是德治，也不懂什么是法治。后来上面的提法有所改变，即重点强调政治文明和法治，不再强调德治了。但我感到，目前只是在话语上解决了一点问题，而在思想上、实践上，包括体制上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首先要弄清德治和法治的内涵。法治的问题，不仅仅是法学界研究的，在某种意义上它更是一个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的问题。法学研究法本身的系统，而法和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宗教等之间的整体关系问题，需要理解历史、理解人、理解社会和文化才能说清楚。所以法治和德治的问题本质上还是一个哲学问题。 　　在中国讲德治和法治，不能离开中国的文化背景。“德治”和“法治”两个词在中国早就有，但它是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和道德建设呢？这要从头说起。我们的研究报告指出，在古代中国和传统文化当中，并没有现代法治的概念。中国古代有法、法家，也有法治，但我国古代的法治其实只是“刑治”，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 　　在我国古代，德治有过三种形态：第一种叫“德政”。古代的“德”字有两种含义，一个是“德者，得也”，另一个相当于现在的“道德”。按照前一个含义，德治就是“德政”。最初就是中国社会经过商纣时期的暴政和动乱以后，周朝总结过去的经验，对暴政加以反思，实行“德政”。就是统治者、当权者采取一些宽松的、惠民的政策，让老百姓在动乱的世道之后得到一些休养生息。这是从“德”的第一层含义出来的。 　　第二种叫“德教”。孔子以后，“得”字逐渐演化为品行、道德的“德”。孔子强调在国家治理、政府管理方面要讲究一点道德，统治者要“为政以德，示教于民”。对老百姓要先“富之”，再“教之”，达到“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社会便长治久安。用现代的观点看，孔子提出“德教”的方式，就是一方面要发展生产，让人们富起来，另一方面要加强教化，把统治者倡导的价值观念、思想道德灌输给老百姓。这是“德治”的第二种模式。 　　“德治”的最后一种模式是“礼教”。到了宋明以后，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它把儒家的仁义道德不仅仅作为文化思想来提倡，而且直接借助于行政权力，把已经走向末期的儒家道德主义思想用来进行强制和灌输。这种德治模式打着道德的旗帜，灌输一种最腐败僵化的意识形态、非常黑暗腐朽的封建等级纲常观念。后来的现代化思想启蒙首先就是批判封建礼教。鲁迅说的那种“吃人”制度也主要是针对后期礼教。 　　从德治和法治的历史形态看，它们在中国古代都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概念。封建国家的治理原则是“德主刑辅”。“德主刑辅”体系一个根本的前提和特征，就在于它把德和法都确定为统治者的特权，是他们用来统治老百姓的左右两手。什么时候强调德治，什么时候强调法治，都由统治层说了算，这是“恩威并重，软硬兼施”的统治思路。在这种思路下，无论德治还是法治，都只能是“帝王之具”（韩非语），它的主体都是上层统治者少数人，而不是整个社会，不是人民大众。把德治和法治只看作是一种工具、方法和策略，前提是把人民群众当作治理的对象而不是主体。采用什么和不采用什么手段，始终都以封建帝王为主体来设计，而要达到的目的，即所谓天下太平、长治久安，也都是以他所需要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为标准，并不是一个人民大众自主的开放、进步、和谐的社会状态。 　　对于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德治和法治概念，我们不能把它们与今天的现实简单等同起来。这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历史的分析，特别是主体的分析。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不论是考虑德治还是法治，都要以人民为主体，而不是把人民置于对象这个位置上去思考和论证，这与古代是有本质区别的。而有些人却偏要从古人那里找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