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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论《新时代》改版 　　《新时代》（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年1月创刊于德国的斯图加特市，最初是月刊，主编卡尔?考茨基。该刊在德国“反社会民主党人非常法”的背景下创刊，党的出版家约翰?狄茨和理论家卡尔?考茨基，只能分别以出版人和编辑的私人身份登记注册。1890年“反社会民主党人非常法”被废除，德国社会民主党脱离了地下状态，《新时代》从当年10月起改为周刊。1892年11－12月间，约翰?狄茨提出，由于《新时代》杂志的发行量下降，建议杂志要变得更通俗些，缩减理论部分，扩大艺术和时事政治栏的篇幅。 　　通过对这一改版建议提出自己的意见，恩格斯在与党的领导人奥古斯特?倍倍尔、《新时代》主编卡尔?考茨基的通信中，表达了他关于党的理论刊物的认识，也显现出他对非党的通俗刊物工作特点的认识。他认为，党的理论刊物的指导性和一般刊物的通俗性很难体现在同一本杂志上，党的理论刊物不能为了追求发行量而牺牲掉自己“最好的一部分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8卷》53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恩格斯对于非党通俗刊物性质的认识。他认为，这类刊物首先内容上要“更通俗普及、文字上‘更引人入胜’”。（同上538页）恩格斯以法国的通俗刊物《民族报》为例，对“通俗普及”做了这样的说明：“如果要使《新时代》成为一种像《民族报》那样的通俗杂志，既有政治的，也有文学艺术的，又有科学的内容……”（同上534页） 　　其次，注重时效。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说：“周刊的政治栏应该在中心地区并在付印的当晚编排，否则总是不能及时。”（同上534页）在给考茨基的信中恩格斯也写道：“只有在那里，在当地，才能对包括付印那天晚上以前发生的一切事件发表政治评论；只有在那里，才能迅速地、‘不失时效地’撰写一系列文艺方面的文章；否则，这样的文章就要延迟整整一个星期。”（同上539页） 　　第三，重视发行。恩格斯在给倍倍尔和考茨基的信中，从出版的角度都谈到发行量的问题：“由于这些以及其他种种情况，在柏林出版时的定户将比在斯图加特时多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同上534页） 　　基于以上考虑，恩格斯认为，如果《新时代》要想如狄茨的建议那样改版，迁址柏林会是一个可行的方案。柏林作为德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绝大多数政治经济新闻发生的地点。从当时的媒介所具备的传递速度来看，刊物所在地离新闻发生地越近，其抢先发表的优势越大，其新闻价值也越大。 　　从发行上来看，柏林的订户也要优于现在的出版地点。恩格斯站在一般通俗期刊的角度，设想了《新时代》迁址柏林后必须做到几项工作。通俗普及的内容、引人入胜的文字、时间意识，能否达到较大的发行量等因素，都是必然要考虑的方面。如果这样做的话，那么《新时代》可能会跻身于柏林众多的通俗刊物之中，与它们没有什么两样。发行量上升两到三成是可以预见的。 　　恩格斯1850－1870年在英国曼彻斯特连续做了20年的商人，同时也是《曼彻斯特卫报》（现在英国《卫报》的前身）的撰稿人，他以自己丰富的从商和兼职记者的经验，总结了一般通俗的刊物必须具备的职业素质。 　　恩格斯对于党的理论刊物性质的认识。对于1890年《新时代》从月刊改为周刊，恩格斯是不满意的，在与倍倍尔的通信中，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总之，我觉得《新时代》改为周刊以来，为了迄今未能充分实现的新特点，部分地放弃了它昔日的特点。”（同上534页）倍倍尔对这个改版计划，最初是赞成的，但作为党的政治领导人之一，他不像党的出版社社长狄茨那样以发行为目的，而是希望通过大量的发行，扩大党对工人群众的影响。而恩格斯认为，这是一个事与愿违的错误计划。 　　恩格斯的理由是，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应该具备“庄严的冷漠”这个“它最大的优点之一”（同上296页）。如果仅是追求内容与文字上的通俗普及，引人入胜，“《新时代》势必要牺牲自己最好的一部分内容”（同上539页），“它就不可能刊载使它迄今具有极大价值和长远影响的那些文章”（同上535页），就无法发挥党的理论刊物这样的职责，更谈不上对德国政治产生影响，而这种行为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目前杂志预定以两种读者为对象，但对任何一种读者都不能充分满足。”（同上534页） 　　恩格斯将刊物分为两大类，他说：“简言之，我认为必须分为两类：一类是大量发行的，另一类是较慢销售的，像通常售书那样，份数较为有限，售价也相应提高。”（同上535页） 　　在这里，恩格斯廓清了对党的理论刊物性质的基本认识：党的理论刊物不能混同于一般通俗杂志，它的目的不是大量的发行，而是能够站在党的高度上，刊载那些“具有极大价值和长远影响”的文章。他认为，狄茨不管内容是否适合，一味追求大量发行的做法，对于党的理论刊物来说是不恰当的。《新时代》应该刊登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