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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山湖畔“托”影(二) 　　第二章 　　 　　施酷刑二王滥杀无辜为抗争志士慷慨取义 　　对王须仁来讲，抓了魏、郝二人仅仅是湖边地委“肃托”的开始，而更大规模的“肃托”清查，还有待于深入挖掘。 　　王须仁毫不手软地对魏、郝二人继续施用酷刑逼问，结果二人又招供出２０多个“同伙”来。这其中甚至包括地委妇女部长常俊亭。 　　王须仁拿到名单后，喜形于色，马上顺藤摸瓜，先后逮捕了曹广善、孟昭起、孟昭立、闻奋喜等人，进行突击审讯。 　　曹广善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曾被捕过，现在重新参加革命后，又突然被扣上“托匪”的帽子，其内心十分恐惧，害怕“新账”、老账一起算。因而在刑讯中胡乱编了一套。由于他的口供与魏、郝的不一样，于是王须仁便采取了新措施，指名逼供。如果曹说不是，就立刻动刑，直到曹认可为止。紧接着再问另一个，以求得到更多的口供。最后，王须仁害怕曹翻供，就将他活活打死，其死后的“罪名”是畏罪自杀。 　　如此一来，在湖边地委便挖出了一个庞大的“托派”组织，这倒是王须仁所始料不及的。由此，他深感仅靠自己的力量已难以控制局面，必须要取得主力部队的支持，以武力为后盾才行。 　　于是，王须仁连夜赶到正在湖西区中心地带活动的八路军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向支队政治部主任兼大队政委的王宏鸣作了情况汇报，希望能得到主力部队的支持。 　　王宏鸣听了汇报后，紧蹙双眉，若有所思地在房间踱步，神情凝重地说道：“看来，在湖边地委里托派的情况已相当严重了。这说明，我们的肃托行动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十分必要。如果不进行肃托，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王宏鸣沉默片刻，接着说道：“须仁同志，你做得很好，也做得很对，工作十分有成效嘛！可以说，为党、为保卫湖西根据地立了大功。主力部队坚决支持地方党委的肃托行动。” 　　王须仁听了这话，犹如觅寻到了知音，感激万分，立即表示： 　　“王政委，今后，我一切行动都听你的，你怎么说，我坚决照办！” 　　“须仁同志，不是听我的，而是听党的。” 　　王宏鸣洒脱地摆了摆手，点燃一支烟，严肃地说：“在肃托问题上，第一，切不可掉以轻心，要把这场你死我活的阶级对抗，当作是纯洁党的队伍，巩固根据地建设的重要任务来完成。第二，在行动中既要大胆，又要果断。对一些问题的处置要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特别是对那些已经查证落实的托匪，要毫不留情地予以消灭。” 　　“王政委，杀人这事是不是要先请示上级领导？我怕将来上级怪罪下来，说我们……”王须仁装出一副胆小怕事的样子套他的话。 　　王宏鸣果断地一挥手，说：“怕什么？不要有所顾忌。只要是查证落实的托匪，杀一个，少一个，减少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有什么不好！不仅如此，必要时还可以召开公审大会，以此教育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警惕性。以后要是出了什么问题，由我负责向上级组织说明。” 　　王宏鸣是何许人也？谁给了他这么大的权力？ 　　其实，王宏鸣原本是部队的一个青年干事，有一些文化。随着人民抗日武装的扩大，水涨船高，担任了现职。在他看来，担任现职仍是“屈才”。他一直想有更大的发展，但苦于没有获取晋升的资本。在王宏鸣看来，王须仁搞的“肃托”行动，为自己提供了极好的表现机会，他要紧紧地抓住此事，大作文章，搞一番成绩出来。 　　利令智昏的王宏鸣作为军队干部，在地方“肃托”的大事上，竟不向苏鲁豫支队及山东分局和１１５师请示，便一口认定湖边地委的“肃托”是完全正确的，甚至还擅自决定由他统一指挥“肃托”工作。就连杀人这样的大事，他也竟敢不请示、不报告上级组织。此时的他，完全被膨胀的私欲所控制，丧失了党的原则，已将党的组织纪律置于脑后，唯我独尊，独断专行。也正是因为此，湖边地委的“肃托”工作完全脱离了正常的轨道，越发不可收拾。 　　王宏鸣率领武装力量的介入，不仅加速了湖边地委的“肃托”行动的进程，而且加剧了“肃托”惨案的发生。 　　王须仁有了主力部队政委王宏鸣的撑腰和配合，愈加疯狂起来。他按照口供，派军队手持名单四处捕人。有些人经审讯，在没有得到需要的口供后，便于深夜被他们一一处决。 　　王须仁此时已不满足捕杀那些小人物了，他要向更大的、担任要职的人物开刀。 　　首先，王须仁把目标锁定在了史维功和常俊亭身上，因为史维功是鱼台县县委书记，常俊亭是湖边地委妇女部长。如果将这二人打成托派，一来可以从他们口中获取更大的人物；二来借此理由就可杀向地委直至区党委的领导机关了。 　　在魏定远、郝晓光的口供中，原本没有供出史维功的名字，只有一个叫史谦（即史维先）的人。但王须仁不管这些，用张冠李戴的办法，硬说史维先就是史维功，还莫须有地给他罗织了所谓的五大“罪状”，并将这些“罪状”作为托派人物的依据。 　　给常俊亭罗织的“罪状”，就更加荒唐可笑了：其一，常俊亭与有问题的吴云汉关系密切（吴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