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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工作,他们编制 　　编外人员在改革开放年代僵化的人事制度松动之后出现,随着新世纪国家人事制度的“聘用制”改革而壮大,但直到今天,他们依然处于尴尬的地位,承受着体制内人员和社会人员的复杂目光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一年级学生王迪,2008年本科毕业时,放弃了一份“机会很好”的工作,仅仅因为他在签约时被告知,不能进入单位的正式编制。 　　经过多方打听,他最终权衡:还是先读研吧,“没有编制,还是有点问题”。 　　长期以来,在庞大的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中,有一个处于模糊地带的群体:编外人员。他们遍布政府机关、法院、检察院、媒体、学校等单位,以科教文卫领域的事业单位中人数为最多,在各地法院、检察院等部门也大量存在,一般负担书记员、协警、记录员和网络技术人员等所谓“辅助性”工作。 　　河北省青县法院的刘建法官最近在上访,为自己讨要编制内的身份。他曾对???者说,在这个法院工作了20年,审了无数个案子,但至今都是编外人员。 　　编外人员在改革开放年代僵化的人事制度松动之后出现,随着新世纪国家人事制度的“聘用制”改革而壮大,但直到今天,他们依然处于尴尬的地位,承受着体制内人员和社会人员的复杂目光。 　　一方面,在就业日益困难的现实中,他们挤进了那些福利优厚、社会地位高的单位,进出高墙大院,收入稳定,无疑令人羡慕;但在单位内部,与那些生存在体制内、享受体制带来的完整福利待遇的人而言,他们又相对较难获得权力资源,政治、经济上的待遇都不及正式员工,一些人甚至有被视为“二等公民”的感觉。 　　在一些单位内部,这种类似“双轨”的用工导致了同工却不同酬的状况――有的单位甚至用一份编制内员工的钱去养活三到四个编外人员。 　　在一些拥有正式编制的单位管理者眼中,编外人员是“外人”,没有“编内人”忠诚、可靠。一些政府机关,在加强保密教育时,公开规定“保密要害部门的涉密岗位和保密要害部位不得使用聘用的编外人员”。 　　另一方面,在一些党政机关,也有少数编外人员是通过各种关系挤进来,因编制名额之限,暂以编外身份任职。他们没有通过竞争就获得了现有的职位,也因此得不到同事、以及公众的同情。 　　“编外人员”这一群体,因人事制度的变通性改革而诞生。而他们的命运,也将成为改革深化的指标之一。 　　 　　“我们说不定哪天就流落街头了” 　　赵金凤在一家医院做护士,不在事业单位的编制之内,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她很多年。 　　尽管在她的观察中,自己的工资福利与编内人基本一样,领导也没什么内外之别。干得出色的合同工一样会被尊重。“有些人说编外的人最多做到中层,不过,到了中层就可能已经有了编制,再往上发展也不是问题了。”她说。 　　但是,她还是觉得没有安全感。在偶尔当着编内人的面自嘲时,她总是说:“我们说不定哪天就流落街头了。” 　　2008年一个刚来的大学生入了编制,这让赵金凤失落了很久。“我今后,就是努力工作,争取早日入编。”她说。 　　赵金凤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按照北京市的规定,事业编制员工退休后,除了领取养老保险,还可以比编外人员多领取200到400元不等的机制补贴。这部分由其所在的事业单位补发。”北京市某剧院负责人许洪说。“我知道他们不平衡,但也很无奈。”他说。 　　在编外人员这一群体中,赵金凤算是幸运的。至少在退休之前,单位一视同仁,同工同酬。而另有一些人,则要在不公平中学会克制。在那些内外有别的事业单位里,中央电视台是最有名的一个例子。 　　2003年,北京中视汇才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成立,央视将大批非台聘的编外员工转送至该公司名下,实行了劳务派遣制度。这些人被称为“企聘职工”――地位比临时性的被雇佣者高些,待遇却远低于正式员工与台聘员工。更严格地说,他们不算是央视的人,而是属于“中视汇才”。 　　“一些台聘员工除了每季度有三四千元的广告提成――这可是所有人一起做节目挣来的,每月还有800元的‘精神文明奖’。过年过节,他们的餐卡里还会打入500到1000元。”在央视一个栏目任编导的王晓樵说,“我们没有这些。” 　　那些负责每日在各档新闻节目前后串录广告的职位,尽管一年到头都跟播出的广告打交道,“但也拿不到广告提成,就因为我们是企聘”。她说。 　　在这个话题里,她用“他们”和“我们”划开了不同的利益阵营。 　　此外,央视还可以将台聘职工的外地户口落在北京,足以使部分编外人员艳羡。“绝对不平衡。想想吧,干活的、卖力的都是我们这些人。”但是,“没有办法”,她平时在单位依然会低调做人。 　　 　　“渐进式”改革路径 　　在诸如博物馆、图书馆等由政府全额拨款的单位里,编外人员数量最少。而那些自收自支的单位,一方面编制名额少,另一方面有着扩张需要,就会聘用较多的编外人员。有些单位的“编外人员”甚至比正式员工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