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病是怎样形成.docVIP

我们时代病是怎样形成 　　本应服务、保障权利的权力,偏偏与民权相对立――这是我们的时代病,也是当今社会的根本性矛盾之一。权力与权利不和谐,断无和谐社会,这是不得不解决的重要问题。 　　 　　“权力”和“权利”这两个概念,几年前还有许多人分不清。即使媒体,文字错用的现象也比较普遍。但如今,能正确理解、运用这两个词语已成为“一般水平”。这是权利知识普及、权利意识觉醒在话语现象中的反映。 　　理解“权力”和“权利”,最简单的办法是将重点落在“力”和“利”上,即将权力视为“力量”,把“权利”当成“利益”。“权利”是私权,所涉个体之所有权益;而“权力”是公权,一般认为只有三种,即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但中国的“权力品种”及权力与权利之关系,又有着中国特色,主要表现为公权力统领全社会的政治、法律、文化、经济、科技主力,权力的“硬件、软件”极其完备,功能和能量无可比拟。 　　 　　世态民心应当“发官深省” 　　 　　网络时兴声讨“官员雷语”。被雷的感觉当然出自民间,而面对民众集体“踩雷”的积极性,官员群体也难以理解。如“你是哪个单位的?”“你是不是党员?”这些话并不像“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啊”那么刺激,放在过去算不上让人特别在意。然而现在的情况大不相同,许多老百姓体会到这类话语具有权力侵权的特点――民间话场的强音为“过问公务、公事是我们的权利!”对面官员流露的意识则为“你们无权过问!” 　　民众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觉醒了,相当部分官员还固守着特权与特权意识,觉察不到民间思潮的气势与力量,这就难免官员常发雷语,事后反被雷翻或震撼的遭遇。民众因觉醒与进步,和官员拉远了距离,官员、官场因滞留原地而遭“意外冲击”。“官民互雷”,互不理解,彰显了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壕沟――民权与官权、特权之间的对峙。 　　观察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评出的“2009年十大网络对话事件”(王帅帖案、邓玉娇案、躲猫猫案、“最牛团长夫人”事件、番禺垃圾场事件、螺蛳湾事件、钓鱼执法案等),其共同特征均为权力与权利的对峙和对话。邓玉娇一案更是反映了公众对正当自卫权和“侵权反抗权”的强烈诉求。 ??　除了“网络对话事件”,还有更多的 “不对话事件”,如“强拆自焚案”等。此类事件和未曝光事件,之所以不敢对话、不能曝光,正是由于其“烈度”令人不堪使然。如今,“官念”万不可听信自家操纵的舆论机器之蛊惑。不信,请回顾一条旧闻:2009年1月6日,安徽省长丰县一宾馆发生火灾,导致4名县领导1死3伤。这条新闻性并非很强的消息在几个门户网站成了大热帖,网友跟帖非常踊跃,而发言的主要内容为:“XX人民发来贺电……”“草民”抓住这个机会,进行了一次幸灾乐祸的宣泄。世态民心如此,按理当有“发官深省”之效了。 　　其实,权利正是权力的本源,权力吞噬权利的同时也吞噬自身的躯壳。官权狂躁,民权抑郁;公权肆无忌惮,民权忍无可忍。公权力之完美构造与无比强势的能量,在侵人权、夺民利方面显露无遗;但与此同时,庞大的公权身躯未免深陷泥沼,信誉如江河日下,坊间共疑。 　　本应服务、保障权利的权力,偏偏与民权相对立――这是我们的时代病,也是当今社会的根本性矛盾之一。权力与权利不和谐,断无和谐社会,这是不得不解决的重要问题;否则,所有经济与技术成就将失去意义。 　　 　　最终要闯过“人民评价”这一关 　　 　　我们常说以“法律为准绳”,但这个准绳在一些权力者手中一点准头都没有。它总是作为绑架权利的工具来使用,对权力有利时才会派上用场。所以,不能说现在的“法绳”为官民所共有。 　　由于官重民轻、官贵民贱、官比民大,所以在强调“法比天大”之后,官员就自动成为法律化身,“我就是法”,自封为天了。“民比天大,方有法有天”,没有人民这个“天”罩着,立什么法、执什么法都会效果不彰。 　　怎么办?以权力管制、制衡权力?此路不通。基本体制框架设计以服务集权和“统一思想”为主旨,断容不得削弱这个“优势”,不会允许掣肘的存在。所以,尽管变着花样改来改去,但总是有几个“万能的主”,既立法、司法,又行政、监察,今天宣布监督某某,明天又宣布监督自己。这样,不管设置何种岗位与机构,都和一个岗位、一个机构一样。 　　无公民,则无公器;无公民,则无合法循规之公权力。解决权力与权利对立的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建设公民社会,此结论已被历史经验无数次证明,也被现实局面无数次印证。为“循序渐进”促成这一“基础建设”,目前该怎么做呢?笔者认为,当务之急是落实“人民评价”。 　　“人民评价”这句话,出自温家宝总理。2009年12月27日,温家宝接受新华社记者独家专访,在谈到给中国应对金融危机表现打分的问题时说:这个分数还得靠实践和历史的检验,最终靠人民的评价。 　　温总理说的“最终靠人民的评价”,不仅就应对金融危机的评价而言,这其实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