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情怀的此岸表达[权威资料].docVIP

世俗情怀的此岸表达 　　摘 要: 世俗化作为市民文学的一种本质特征,对于20 世纪中国市民文学的创作主体而言,也就成为他们的一种基本的文化价值取向和叙事立场。世俗化最突出的表现是主题上的反崇高性和题材上的日常琐屑化、世俗化的价值取向,这也决定了这些作家具有的平民化的叙事立场和叙事态度。 　　关键词: 市民文学 创作主体 世俗化 价值取向 　　众所周知,市民文学是市民社会思想观念和情感方式的文学性表现。作为特定阶层的特定文化映像,市民文学关注世俗化了的日常生活。市民文学的这样一种世俗化的审美取向源于它的本质,它是市民社会的成员借以认识和理解自身的手段,带有明显的工具理性色彩。换而言之,这种审美趣味总是世俗化的,与市民自身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能够为其理解自身,以及自身所处的市民社会提供帮助。此外,市民文学的生产和消费是完全市场化的,为了能够维持和扩大市场,就必然对文学的娱乐功能和吸引读者的功能提出更高的要求,这样就迫使文学创作主体寻找那种能够满足充满世俗情怀的普通市民所要求的体裁。这两个因素的结合,使得世俗化成为市民文学的一种本色,因此,对于二十世纪市民文学的创作主体来说,世俗情怀也就成为他们的一种基本的文化价值取向和叙事立场。 　　一、世俗化成为市民文学创作主体的基本的文化价值取向。 　　这一方面取决于他们对人生和社会的价值认识,另一方面也出于文学消费市场运作的要求。世俗化的最突出的表现是主题上的反崇高性和题材上的日常琐屑化。这些作家躲避崇高,消解崇高,他们不再从事“宏大叙事”的史诗的创作,而着力于对市民生活表象化、琐屑化图景的再现,以俗为本。因此世俗化更是市民文学创作主体的基本的价值取向,成为二十世纪市民文学最基本的文本底色。“鸳鸯蝴蝶派”其流派名称本身就俗气逼人,包括张恨水在内的该流派的所有作家从创作主导价值取向看都不把文学当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看成是谋生的一种手段,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俗人。张恨水在《金粉世家》序中有这样一段自表性情的话: 　　“有人责吾浅陋,吾即乐认为浅陋,今有人责吾无聊,吾即乐认为无聊。盖小说为通俗文字,笔为此,不免浅陋与无聊;国文章,深山名著,此别有人在,非吾所敢知也。” 　　张恨水的这段话非常透彻地说出了他的为人之道和为文之道,平常之人做平常之事,人既不求崇高和永恒,文亦不求崇高和永恒。世俗化的价值取向在海派小说家中表现得更为直率。 　　张爱玲自称俗人,她喜爱市声,在她的眼中,都市的一切都是亲切的,“春天的早晨她走过大西路,看见马路旁边的柳树与梧桐,非常喜欢,说:“这些树种在铺子面前,种在义大利饭店门口,都是人工的东西,看着它发芽抽叶特别感到亲切。”[1]她坚信:“人性去掉了一切的虚浮,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事实是如此。”[2]因此,在张爱玲的笔下,那些世间男女大多都把自身的生存作为第一需要和最高目标,甚至当“饮食”的需要受到威胁时,“男女”之事也是可以放弃的。她笔下的人物无疑是功利的、世俗的。她认为:“世上有用的人往往是俗人。”她说:“我愿意保留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为一种警告,设法除去一般读书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积习,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3]与她的这种人生价值观相联系,她的小说基本上是围绕着人性的问题、人究竟是世俗的这一看法展开的,这是张爱玲的小说和散文中最深层的意义的内核与凝聚点。在她的笔下,人的形象在具有人性和具有兽性、原始性之间移动,其行动的价值、为之奋斗的目标超越不了“利”或“性”的世俗目的。“那些具有较多的人性,讲求实效和世俗的算计,能够为了自己的利益或性的目的而奋斗的人构成了张爱玲小说世界中的城市俗人群”[4]。张爱玲的叙事策略就是把一切神圣虚浮的价值观念消解在世俗的功利的生存形态中。张爱玲的消解神圣是无所不至的,包括对母爱、父爱、家庭、自由恋爱、新女性等理想化、神圣化了的文化现象都作了无情的消解。在短篇小说《留情》的结尾,作者写道:“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5]在她看来,现实与人生本身就是对爱情这类神圣的观念的糟踏和亵渎。在《谈女人》一文中她说:“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遍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这也毋庸讳言――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其实也没有多大区别。”[6]张爱玲对神圣崇高的消解达到令人心悸的程度。 　　予且亦是高倡世俗化的作家,他在成名作《小菊》的开篇就十分直率地表白他的观点:“平凡的人,是不消得说的,平凡的事也是不值得记载的。但是社会上平凡的人太多了,我们舍去他们,倒反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