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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检察机关客观追诉原则及其实现 [摘要]检察机关客观追诉原则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世界各国在刑事立法上都予以了明确体现，但在司法实践中却有着诸多与其相悖离之处，导致这种差距的原因有检察官自我行为合理化的需求以及外部压力等。保障检察机关实现客观追诉原则，关键在于赋予检察机关和检察官应有的独立性、在检察权行使过程中适当引入司法制约机制、设立庭审前证据开示制度等。 [关键词]客观追诉域外制度理论根基差距原因保障措施 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是否也像民事诉讼中的原告一样，只是单纯的一方当事人，把胜诉作为诉讼目标，而在刑事诉讼中片面追求对被告人定罪处罚？对于这个问题，德国在19世纪从法国引入检察官制度时就曾发生过大论战，最后是当时身兼普鲁士部长要职的法学大师萨维尼所主张的法律守护人派取得胜利，在1877年通过的德国刑事诉讼法典中，检察机关的定位是法律守护人，在刑事诉讼中并不是单纯的一方当事人，“检察官立于一种负双重等阶义务的地位，既为‘不利’、又为‘有利’被告之事项而奔命”，[1]即检察机关在追诉犯罪行为时必须保持一种客观追诉的地位。这就是检察机关的客观追诉原则的由来。但是，从该原则出现至今，其有效实现问题仍然是各国刑事诉讼立法与实践中面临的一个难题。如何使客观追诉原则在刑事检察权的行使过程中落到实处，也是我国目前法治建设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本文拟对检察机关的客观追诉原则及其实现问题作简要论述。 一、客观追诉原则在法律上的体现 （一）客观追诉原则在域外法律的体现 客观追诉原则要求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应当以实现诉讼公正为目标，在诉讼过程中既要注意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方面的事实，也要兼顾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方面的事实。即“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上，与法官同为客观法律准则与实体真实正义的忠实公仆，‘毋纵’之外还要‘毋冤’，‘除暴’之外还要‘安良’，并非也不该是片面追求攻击被告的狂热分子。”[2]从各国的立法来看，不管是实行审问制的大陆法国家，还是实行对抗制的英美国家，客观追诉原则都是检察机关行使职权时的立法要求，不同的是对客观追诉义务的要求程度不同而已，并不像有些学者所说的完全的当事人化。如对抗制的典型国家美国，在联邦司法系统，1935年就通过伯格案（）规定：“合众国律师不是争议的普通一方当事人的代表，而是主权的代表，他负有行使职权的义务，但同时也必须公正地行使职权。所以，他在刑事诉讼中的利益不是赢取案件，而是保证司法的公正。正因为如此，从一种特定和确定的意义上说，他是法律的公务员。法律的双重目标是既不能让有罪者逃脱也不能让无辜者遭受惩罚。”[3]对此，不少州也通过判例作了相似规定。如密歇根州的一位法官在判决书中就认为：“检察官代表的是公共利益，对无辜的人错误定罪绝非公共利益所允许。检察官的职责应当与法官一样，只是实现公正，检察官不能为了任何职业荣耀而牺牲法律的公正。无论他个人对被追诉人有罪的怀疑有多么强烈，检察官也必须记住，或许不公正的手段在个别案件中会让罪犯受到惩罚从而在个案中实现了公正，但这种做法对整个社会来讲却是不公正的，甚至是危险的。”[4]在英国，早在1865年一名著名法官就曾针对检察官的客观追诉义务作过经典论述：“控方律师不应当将自己视为普通律师而单纯地追求有罪判决，正确的定位应当是协助实现司法公正的臣仆。”[5]现在英国的《皇家检察官守则》第2条也明确规定：“皇家检察官应当是公平的、独立的和客观的。他们不应当让其对被告人、被害人或者证人的种族或者国籍、性别、宗教信仰、政治观点或者性取向的个人观点影响他们的决定。他们也不应当受来自任何方面的不适宜或者不正当的压力的影响。”[6]现在，检察机关的客观追诉原则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法律文件的认可。如联合国《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在序言中就明确表明该准则的作用就在于确保和促进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发挥有效的、不偏不倚和公正无私的作用，并在相关具体条文中明确规定了检察官的公正性与客观义务。 从各国的立法与判例来看，检察机关客观追诉原则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检察机关在收集证据时，不仅要收集被告人有罪或者罪重的证据，也要收集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对收集到的有利被告人的证据必须向被告方进行开示。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60条第2款就规定：“检察院不仅要侦查证明有罪的，而且还要侦查证明无罪的情况，并且负责提取有丧失之虞的证据。”而在美国，检察官“必须及时地向被告方披露所有可获得的倾向于‘否定被指控者有罪、减轻罪行级别或减轻惩罚’的证据。而且，检察官不能只是因为证据会破坏已方案件或对被指控者有利而故意不收集证据”。[7]在英国，根据其《1996年刑事诉讼与侦查法》的规定，检察官除有义务在开庭审判前将用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