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中伦理道德转型与文学审美观念转变.docVIP

新文化运动中伦理道德转型与文学审美观念转变 　　在中国社会从古代到现代的转折中，五四运动堪称首次波及中国全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其伦理道德和审美观念的变革为先前所未曾有。由于中国社会历来以伦理道德立言甚至立国，因而这一转折显得重大而深刻。从封建性质的伦理本位到近代性质的公共社会关系，从文以载道的依附审美到刻画现实生活图景的为人生的艺术，五四时期的文化启蒙运动发挥了重大作用。直至今日，我们应该承认，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改造的任务仍旧艰巨，而文学艺术的自觉创造也还任重道远。因此，对五四时期伦理道德如何转型与文学审美观念怎样转变的研究不仅具有历史阐释和理论探讨的意义，更具有具体的实践参考意义。 　　一、从伦理本位、善美统一到真理至上 　　中国社会向来重视伦理道德，两汉以来，更形成了“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关系模式。这一模式影响到文学审美上，使文学随即呈现出独有的重伦理、崇道德特征。在伦理本位的影响下，审美活动高度重视善与美的统一，片面地强调善决定美，从而确立了善的绝对统治地位。由于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时代占有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因而这里的善主要是指儒家伦理道德体系所推举的善。又由于儒家伦理道德的严格甚至绝对的统摄力量的存在，中国古代至近代的审美观念的发展便无不受到强烈的制约，审美观念既依附于伦理道德，与之难舍难分，又有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掺杂其间。 　　在文学意识朦胧、文体区别不显的先秦时期，儒家学派只将符合伦理道德要求的礼乐文章视为美，并把艺术作为道德的一种修饰而推广。自此以降，善对美的统摄地位便一发不可收。虽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学曾一度出现自觉的审美追求高涨的时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重美轻善的倾向，但这一时期非常短暂。到了唐朝，善与美的关系又回归到善决定美的轨道上。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大张旗鼓地倡导“文以载道”，便是典型的例子。当然，此时的“道”既包括伦理层面上人与人关系的“道”，也包括在道德精神陶冶下作家所形成的高尚品格与道德情操。宋明时期，理学兴盛，善被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至此文学美已降低到依附善而存在，甚至文学离开了道德便“文之不文”了。 　　到了晚清、民国初期，门户被迫开放，来自西方的形形色色社会观念及学术思想不断涌入中国，善与美的联系才有些松动，但“伦理本位”的观念依然坚固，伦理道德依旧被视为立国之本、修身之道。在善与美的关系上，仍以善为重，以美为轻，文学的功用在人们的观念中虽有所扩大，却只限于单纯作为提高国民素质的一种手段或工具来提倡。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扬着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彻底颠覆了“伦理本位”的观念。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不仅不认为伦理生活是个人生活的首要内容，而且也不承认传统伦理道德是人格塑造的理想标准，他们甚至有意淡化伦理道德的重要性，或刻意揭发伦理道德的虚假荒谬。在摆脱“伦理本位”观念束缚的同时，五四时期启蒙知识分子们在文学审美方面也发生了转变。他们不再认为文学是伦理道德的工具，需要为伦理道德服务，并被伦理道德所决定。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文学是自由的，有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且，在西方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影响下，他们开始尊崇事物发展的普遍性、必然性，崇尚实证意义上的科学真实，将真提升到了文学审美中的重要地位。 　　正如周作人在《平民文学》中明确地指出：“只须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 　　五四时期，文学界发生的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汹涌潮头。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无论在思想内容方面、情感态度方面，还是在创作手法方面都对文学提出了追求真实的要求。在思想内容方面，他们主张文学应该暴露人生的真相，写出哲学、科学意义上的人情事理。胡适极为赞赏易卜生那种旨在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的“写实主义”；(2)傅斯年则向新剧本的编者强调：“务必使得看的人还觉得戏里的动作言语以外，有一番真切道理做个主宰。”(3)在文学的情感方面，倡导者们主张，文学中的情感应该纯真、质朴。郭沫若在给宗白华的《论诗通信》中，富有情感地写道：“我想我们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生底颤动，灵底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4)钱玄同在文学革命发起后不久便宣称：戏剧、小说若无“高尚思想与真挚精神者，便无价值之可言”。(5)在文学创作方法方面，倡导者们同样主张依据科学知识，遵循自然法则而创作。周作人提出小说家“当如心理学者”，“以学理为基本，假作人物……如实模写，始为得之”；(6)胡适则在诗歌创作上推崇“自然的音节”，所谓“自然的音节”就是顺着“诗意的自然曲折，自然轻重，自然高下的”音节，胡适将这样的音节称作“诗的最好音节”。 　　不可否认，中国传统的文学审美也曾注意到真与美的关系，但由于传统文人与五四时期启蒙知识分子对情感与理性认识的不同，遂导致了传统与现代“真”的内涵不尽相同。传统文学审美中所谓的真主要是指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