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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用学与会话的差异研究 　　一 引言 　　会话是言语交际的基本形式，也是语用学和会话分析共同关注的对象。在语言学领域，会话分析经常被划入语用学[1]、社会语言学[2]或语篇分析[3]的范畴。在很多经典语用学着作[4 -6]中，会话分析都与指示语（ deixis） 、会话含意（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预设（ presupposition） 、言语行为（ speech act） 、礼貌（ politeness） 等并列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内容，会话分析被看作对“会话”结构的一种语用分析。然而，一些学者[7]认为，会话分析是人类方法学的一个分支，与语用学有完全不同的研究内容、视角和方法，因此不应归入语用学，而应将其看作是一种独立的、专门研究语言使用或会话的社会学方法。尽管学者们对语用学与会话分析之间的关系持不同观点，却从未对二者之间的差异进行过详细讨论和系统研究。本文从学科基础、研究内容、研究视角和目标、研究方法和语料以及语境观五个方面，比较、区分了语用学与会话分析，旨在呈现出一幅有关语用学与会话分析的更全面的图景，使有关人士对二者的差异有更深刻的了解。 　　二 学科基础 　　语用学和会话分析都研究具体的言语交际活动，但在研究内容、视角和方法等方面有很大差别，其根源在于二者有不同的学科基础。语用学有着深厚的哲学渊源，而会话分析继承了人类方法学及社会学的传统。 　　语用学的诞生具有一定的社会学和认知心理学基础[8],但根本上来源于哲学对语言的研究。语用学所涉及的语言使用及其影响因素等内容曾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以雄辩术的名义得以论述。20 世纪 30 年代，哲学家把研究重心转移到人类使用的符号上，出现了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linguistic turn） ,开启了哲学领域对语言的研究。Pragmatics这一术语最早出现于美国哲学家莫里斯（ C. Morris,1938） 的着作《符 号 理 论 基 础》（ Foundations of the Theories ofSigns）[9].他提出了研究语言符号的逻辑 - 哲学方法，把符号学研究分为三个分支： 符号关系学（ 句法学） （ syntactic） 、语义学（ semantics） 和语用学（ pragmatics） .符号关系学研究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形式关系； 语义学研究符号与符号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 语用学研究符号与符号解释者之间的关系。 　　 　　后来，莫里斯根据当时的行为主义符号理论，对语用学的定义进行了修正，认为语用学是“符号学的一部分，它在伴随符号出现的行为活动中考察符号的起源、用法和功能”[10].语用学发展成一门独立学科主要归功于哲学家奥斯汀（ Austin） 、舍尔（ Searle） 、格莱斯（ Grice） 等西方哲学日常语言学派代表人物对语言的研究。哲学家们早期关注语言逻辑，发现严密的形式逻辑不能完全解释自然语言，这使哲学转向了语言的实用主义（ pragmatism） 研究。奥斯汀“不满意语言哲学对所指、意义、陈述的真实和谬误的传统研究”[11],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 Speech Act Theory） ,这一理论后来得到舍尔的发展和完善，舍尔的言语行为理论主要反映在《言语行为： 语言哲学论文》（ Speech Acts: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12]中。此外，格莱斯（ 1975） 在《逻辑与会话》（ Logic and Conversation） 中提出了解释会话含意的合作原则（ the Cooperation Principle）[13].这些理论为语用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并且成为早期语用学研究的核心理论。语用学的哲学根源不仅影响了语用学的研究视角，而且奠定了语用学研究方法中的思辨和理论概括的传统。 　　然而，会话分析是萨克斯（ Harvey Sacks） 和谢格洛夫（ Emanuel A. Schegloff） 在发展了戈夫曼（ Erving Goffman） 研究面对面交谈的社会学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形成的，其形成还深受美国社会学家加芬克尔（ Harold Garfinkel） 提出的“人类方法学”（ ethonomethodology） 的影响[7].人类方法学是 20世纪 60 年代在美国流行起来的社会学流派，强调社会现象的具体性和社会行为的有序性，主张从分析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入手研究社会行为的意义[14].人类方法学认为社会结1动中。人类方法学的研究任务就是发现人们如何给社会行为和日常生活世界赋予意义以及如何构建社会组织结构。 　　由于人们（ 包括研究者在内） 都已经对自己日常生活的世界习以为常，要使其中的规律和秩序显现出来并非易事，为此，人类方法学家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