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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猴子与马组合形象的渊源、功能以及寓意 摘 要： 猴子与马组合形象起源于印度，通过中亚北方草原之路传到了中原一带；其最初本意是猴子能治马病，汉代以后变为吉祥寓意。 关键词： 猴子　马　印度　中原　寓意 猴，生动活泼、富有灵性，深得人们的喜爱，长久以来，猴文化在中国民间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作为十二生肖之一，它与吉祥运气相连，备受欢迎，深入人心。所以，猴形象常常见于小说、绘画，以及民间建筑雕刻中。自古以来，中国人对猴子就抱有一种独特的认识，尤其是猴子和马的关系，有一种奇特的习俗和观念：在马厩中放置猴子，靠猴子的自由跳动来惊扰马匹，认为这样马就不会得病。孙悟空被玉皇大帝封“弼马温”这个故事，就受到了这种观念的影响。另外，“马上封侯”这种传统寓意纹样，也是这种观念的遗留。那么，这种观念是从哪里来的？传播过程中的寓意又是怎样转换的呢？ 一、 猴子与马图像的渊源 猴子和马的复合形象在我国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宁夏[1]、内蒙[2]一带，另西方人赫定在新疆和田约特干也采集到一件猴子骑马的陶俑[3]。在内地历代也出土有大量关于猴子与马题材的文物。但是，出土这些文物的地方气候大多不适合猴子生存，为何猴子的形象会在这里出现并且是和马组成一个饰件或一幅画面，想必其中应该有一定的寓意。 从文献中，记载有许多关于猴子与马在一起就能防止马匹不得病的观念。如：明代谢肇淛的《五杂俎》“京师人有置狙于马厩者，狙乘间辄跳上马背，揪鬣搦项，嬲之不已，马无如之何。一日，复然，马乃奋迅断辔，载狙而行，狙意犹洋洋自得也；行过屋桁下，马忽奋身跃起，狙触于桁，首碎而仆。观者甚异之。余又见一马疾走，犬随而吠之不置，常隔十步许。马故缓行，伺其近也，一蹄而毙。灵虫之智固不下于人矣。置狙于马厩，令马不疫。《西游记》谓天帝封孙行者为弼马温，盖戏词也。”在干宝《授神记》中也叙述了西晋永嘉年间赵固的爱马忽死，郭璞利用猿猴使死马复活。《四时纂要》记载：“常系猕猴与马坊内，辟恶消百病，令马不着疥”。北魏《齐民要术》有“常系猕猴与马坊，令马不畏，辟恶，消百病也”。宋洪迈在《夷坚志》中也提到徽宗时人孟广：“常畜弥猴于外厩，俗云与马性相宜”。北宋许洞《虎钤经》中说：“养弥猴于坊内，辟患并去疥癣。”。南北宋之间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下：“故养马多畜猴，为无马疫”。 日本人石田英一郎《河童驹引考》一书，给我们提供了寻找猴子与马复合观念起源的一种更广阔的视野，“从猴子本身的生物学上的分布情况来看，或从它在宗教信仰当中所占地位来考虑，这种思想的起源，恐怕是在由日本、中国、印度组成的圈内，即在猿猴分布最多而猿猴宗教崇拜的中心地域的印度”[4]。印度古文献《梨俱吠陀》、《摩柯婆罗多》、不空译《摩柯僧袛律》，这些文献中都有猴子和马关系的叙述。维施努（Visnu）神的化身即为猴子或大猴，同时也是马和猿猴之类的父母。更加明确的是，收集佛陀以来的古代印度的寓言而集成的《五卷书》第五卷，提到马烧伤的时候用猴油可以治好。这些记载也证明了古代印度早已有了猴子与马的复合观念，并且已经产生了猴子能给马治病的观念。由此推断，在印度的佛陀或更早的时期就已经产生了猴子与马的复合观念，并且还有猴子能给马治病的记载。之后，经过斯基泰或其他草原民族传播到了我国的新疆、宁夏和更远的鄂尔多斯草原，并把猴子与马的复合观念和猴子能给马治病的理念带到了东方。 那么，这种观念又是怎样传到中国的呢？石田英一郎虽然认为猴子与马复合观念起源于印度，但他认为是通过我国的西藏传入我国北方草原民族的[5]。然而，西藏到目前为止没有有力的考古证据来证明这条传播线路的存在。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新疆和田约特干发现的猴子骑马陶俑正好填补了印度和中国大陆之间传播当中的媒介，广田认为这批实物的发现在这种观念和图像的传播当中占据着关键位置[6]。因为猴子在新疆这里无法生存，所以，只能说其形象的出现是出于图像上或者观念上的传播。整个中亚的情况也同样，约特干器物来源是直接输入犍陀罗文化的，说明当时文化传播的总体趋势，应以从犍陀罗经过约特干到中国这个方向为主流。 上世纪90年代敦煌佛爷庙湾唐代模印砖墓出土了“胡商牵驼模印砖”[7]，王迅在其文章中提到在新疆高昌故址出土南北朝时期对猴团花、对马团花的剪纸[8]。还有唐代的猴子骑骆驼，这可能也是传播的痕迹。石田英一郎在《新版河童驹引考——比较民族学的研究》一书中认为，他们也是经过伊朗和我国的新疆再传入我国北部的草原地带。 从猴子生活的习性来分析，我国北方草原地带并不适于猴子的生存，而印度的自然环境更适合猴子的生存，并且那里的人们相信猴子能预防马匹得病的习俗。而后这一习俗经属于斯基泰文化的塞族人通过北方草原通道在春秋战国时期传到了我国北方草原地带。猴子和马这一形象的功能正好符合我国北方草原民族以马为主要伙伴的要求，这里的草原民族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