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字到山水——试析黄宾虹的书法观及书法.docVIP

从文字到山水——试析黄宾虹的书法观及书法 面对黄宾虹的书法作品，孤立地评价其风格渊源及成就，总觉不妥；将他定位为“画家书法”，也会觉得不够。所以，我们不如把视点首先放在他的书法观上，即有关书法的理念，包括他于古文字研究、笔法研究的独特见解，或许可扪及黄宾虹艺术世界的灵魂或谓根基，由此来看他的书法实践，方可有所依据。 　　黄宾虹的成功模式是“大器晚成”，即一生修炼，暮年方得成果。当然，一个画家，尤其开一代风气的宗师，他的成长和成功，并不仅仅取决其本人的资质天赋，画史发展本身的规律，所身处的历史机缘，也在制约着画家成功的可能性和途径。但是，本文还是期望在大致把握这一大的画史背景之下，先将着眼点放在黄宾虹之所以能成大器的“慧根”是什么这一探问上。也就是说，在他的资质天赋中，什么是重要意义的“慧根”呢？且这一“慧根”与其大器晚成之“器”又有着何种关系呢？ 　　有这样两条线索应该很重要，一是黄宾虹在近六十岁时编定的《黄氏先德录》中，记下他八岁时与族中前辈翰林公黄崇惺的一段交往：小小年纪即用“六书象形”的原理来回答老翰林“何为蚱蜢舟”的问题，博得老翰林的惊奇和褒奖；二是在七十八岁时将编订了近三十年的著作《古印文字证》交付刊印时，作诗《识字一首》，颇为自得地回忆起“曩余秉庭诏，爪掌识会意。赐赍襁负中，嬉笑得饼饵”的童年趣事。我们知道，六十岁前后起，正是黄宾虹于山水画真正开始了殚精竭虑的探索进程；八十岁前后，则是他开始走向功德圆满之时，在那样的时刻里，他自己是否也在有意无意间寻找、印证那种我们或可称之为“慧根”的东西呢？于“六书”即汉文字的造字法则似乎有着与生俱来的特别颖悟，应该就是“慧根”之所在，黄宾虹强调这一点，当有深意在焉。 　　黄宾虹的深意关乎画史的进展，“道、咸金石学盛，画学中兴”，即金石学是中国画经靡弱之后有望复兴的重要学术背景和学术动力，这是黄宾虹提出并不断完善的重要见解。而金石学也是他一生持续深入的研究课题，他庆幸自己有这份特别的天赋和机缘。黄宾虹最早的著述是《叙摹印》、最早的著作是1903年编订的《宾虹集印》。1907年出徽州初到上海这个当时的文化艺术中心时，识其画者寥寥，但都服膺其为藏印大家，是释读古文字的专门家。我们今天读到的他与友朋们的信札往还中，最多见还是有关所藏古印或过手古印的通报、印蜕的互递、印文的商榷等。从1903年始，编订所藏古印谱在六、七种上，而最自矜的是所藏大都为六国古，下功夫也最深。因为在他看来，六国时期，上承三代，下启秦汉，南北东西各地域的文字，无论空间关系还是线条形态都呈现出自由烂漫、变异多端的特征，最具开放意味的创造性。从1911年开始，他搜罗、排比有文字的陶范残片及与之相合的古，至1929年，运用刚刚进入中国的考古学和考古方法，编成一册《陶文字合证》，影印陶、金两组文物，相互印证“昔范土铸金，即以金文抑埴，初无二理”的史实，也“可证实印之用途”。“说略”中还称，陶、文字可见出书体及风格异态：“书体中有雄浑、秀劲约分两种，皆是以为书法源流之参考。”进入晚年的黄宾虹对有意为其集画成册印行出版的朋友表示，他有心出版流布于世的，一是他的画史研究著述，二是“发人所未发”的古及自己对古的释读。及至九十二岁逝世后，其夫人宋若婴携子女捐给国家的遗物中，古印已积有893方，手订的大、小、官印、玉印、图腾等印蜕并附释文共六册，这都是他一生心血所聚。 　　以这样的研究经历和成就，来印证古已有之的“书画同源”说，不会是空泛的。被文化圈内称为“当世能文识字人”的黄宾虹，释解古器物中的文字，也是为证经、证史，《陶文字合证》即是以一种更可靠的材料和方法来寻证史实。只是不同于一般文字学家、印学家，最终以绘画名世的黄宾虹，不仅更注意文字、书体乃至书写者性情与书法风格的关系，且在承绪“道、咸”金石学学术基础之上，参以新的考古学方法，对“书画同源”说提出自己独到的发现和见解，这就是他特重“六书”中“象形”一法，并试图从考古发现中寻获上古三代“书画往往难以分别”的证明。在给弟子刘作筹的信中，谓“甲骨殷契及钟鼎古文中，图腾一类，有字有画，画在古文之先，为最近考古学家所公认”。在四川游历时，得一“巴蜀王”古印，黄宾虹考为东周时物，尤贵其文是“书画未分之证”。这种类同图画的符识当是六书“象形”之滥觞。黄宾虹将三代铜器中之纹饰，甚至“夏玉”即良渚、龙山等文化遗存中的刻划符号，亦看作是文字的雏形，我想，他看重的是其中反映出来的我们祖先们的“空间”观。黄宾虹在北平时，给张海清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方今议造新文字（简化字）者，形声似当并重，而形尤为中国古文特采，民族精神，胥在乎此。专门学者，更当珍宝，恒亟亟于传古，尚希同志奋起加意，为周秦诸子学术竞美希腊、拉丁、埃及之上，永不磨灭……”在给弟子刘作筹的信中也明白地写到：“中国文字重在象形，与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