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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审判监督制度创新看量刑建议 胡 志 泽 所谓量刑建议，就是公诉人向法院提出的对被告人应当判处的具体、明确的刑罚的意见。从世界各国刑诉法的规定和刑事诉讼实践来看，量刑建议制度呈现出不平衡性。在德国和俄罗斯等大陆法系国家，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非常普通。如《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规定：“检察官在法庭上支持公诉，……应向法庭提出自己对于受审人适用刑事法律和刑罚的意见。”德国检察官在刑事案件审判中采取的最重要和最具实质性的步骤即是对刑罚的建议，而且其建议与最终刑罚大都较为接近。在具有大陆法系传统的日本，“求刑”更被认为是检察官“论告”（即公诉人的总体性发言）的落脚点和归宿（1）。虽然传统的英美诉讼理论认为量刑是法官的专有权力，公诉人被排除在判刑过程之外，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提出了批评。因此，即使是最具现代意义的美国刑事诉讼也正在改变过去的做法，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权呈现加强趋势（2）。 在我国，量刑建议是司法改革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近年来司法改革的种种探索中，一些地方的检察机关率先对公诉与审判监督的系列问题进行大胆改革，先是推行普通程序的简易审理，再是开展庭前证据公示活动，其后发展到尝试进行量刑建议。量刑建议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司法理论和实践界非同寻常的关注，可以说褒贬皆有，毁誉参半。笔者认为，从审判监督角度看，量刑建议制度的确立，对监督的主体、方式、内容、手段等的改变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对于审判监督的制度创新，可以说厥功甚伟。 一、量刑建议将检察机关对审判活动的监督由事后推进到公诉阵地的前沿，监督方式由被动变主动 检察机关依法对刑事审判实施法律监督，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内容。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诉讼程序，有权提出纠正意见；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依法提出抗诉。在这一传统的制度设计中，检察机关虽也具有对量刑的监督权，但这种监督只能是在审判机关作出判决、裁定后，通过对判决、裁定的审查以及是否提起抗诉来履行其监督职能的，属一种被动的事后监督，这样的监督很难确保司法公正。特别是近年的司法实践表明：一方面，由于我国刑法规定的量刑幅度普遍较大，而且缺乏有关量刑情节的具体立法或司法解释，而《刑诉法》规定的量刑裁判程序也比较封闭，造成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于宽泛，量刑过程中的暗箱操作和量刑裁判权滥用的情况在所难免。另一方面，检察机关的抗诉标准比较严格，要求比较高，导致一些判决虽在法定的量刑幅度内，但根据案件的事实、情节，量刑明显偏轻或偏重，检察机关虽认为判决不当，却无提起抗诉的充分理由；即使提起抗诉，由于判决裁定又确在法官的自由裁量的辐度内，因此往往很难获得改判。在这样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对于法院判决裁定的审查监督不是显得非常乏力，就是显得非常尴尬，时常限入进退两难的境地。由于作为公诉权重要组成部分的“求刑权”受到挤压，公诉人在庭审当中的审判监督作用就得不到充分有效的发挥，对法院量刑这一实体问题的监督形同虚设。有鉴于此，一些有识之士呼吁，检察机关必须改变审判监督的陈旧观念，探索审判监督的新途径（3）。量刑建议制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逐步产生的。实行量刑建议，公诉人可根据被告人所犯罪行及具体情节，在刑法规定的量刑幅度内再框定一个较小的幅度（或相对确定的刑期），在起诉书或庭审过程中向法庭提出量刑建议。如果法院的判决量刑与公诉人当庭提出的量刑建议出现较大偏差，检察机关即可依法提起抗诉，促使法院纠正。由此可见，量刑建议一开始就被定位在公诉权的延伸和提前行使审判监督的一种提示制度。 根据北京、内蒙等地检察机关的做法，量刑建议可针对不同类刑的案件在不同阶段或同一阶段的不同诉讼环节中提出。对于按照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尤其是重大、复杂案件，一般在证据调查完毕以后，法庭辩论阶段提出。对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因为案件事实清楚，量刑建议一般在起诉或同意适用简易程序时提出。提出的方式则根据案件的严重性而定：对于其中较为轻微的案件，一般以口头提出；对于较为严重的案件，则以书面提出（4）。这样一来，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不但在时间上向前延伸了一大段，由事后推进到了事中，而且监督方式也变得更加积极主动。 二、量刑建议强化了公诉人的庭审监督职能，提高了庭审监督效果，监督内容由单一变丰富 庭审制度的改革，必然引起审判监督的制度创新。多年来，由于我国刑诉法关于庭审程序的规定侧重于法庭调查，法庭辩论也仅强调事实、证据、适用法律的范围，控辩双方对量刑往往只提出原则性意见，故而使公诉人的庭审监督过于程式化，庭审监督的内容略显空洞，庭审监督的职能日趋淡化。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庭审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的庭审方式，使公诉人在法庭上唱起了“主角”，除履行其支持公诉之职能，同时要对庭审程序的合法性及对法庭裁判的客观性实行法律监督。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