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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民工第二代犯罪问题的若干思考 　　如果上述观点，即身份差别是农民工第二代犯罪的直接根源大体上可以成立，那么，以身份差别为主线，农民工第二代犯罪发生的基本构造即表现为：（原因：身份不平等――）物质条件差――教育水平低――心理有阴影（――结果：行为易失范）。 　　（一）物质条件差 　　首先，虽然总体而言，进城务工收入要明显高于在乡务农收入，但在城市，农民工家庭仍然是绝对的以及相对的低收入家庭，并且职业、工作与收入均不稳定，社会保障尤其匮乏，经济基础十分脆弱。贫困并不必然产生犯罪，而只会产生改变现状的迫切愿望，“但是因贫困而不满却会而且奇怪地足以产生犯罪。”[7]其次，在生存空间上，农民工家庭一般按照来源地或从事行业大量聚居在城市旧城区或城乡结合部偏僻地带的简陋房屋内，这些地方被叫做“棚户区”（相当于外国的“贫民窟”），环境只能用“脏、乱、差”来形容，居住条件和治安状况较为恶劣。由于未成年人好奇心重、模仿能力强而辨别力差，所以极易受不良环境的影响，而这其中以农民工第二代为最大的受害者。 　　（二）教育水平低 　　教育因素对一个人社会行为的潜在影响，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特别是在人的青少年时期。而对于农民工第二代，教育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良好的教育可以使“社会中多少出身低微却有才能的人能够沿着社会经济的阶梯向上爬”，即通过个人奋斗实现人口的垂直流动，这才是“衡量一个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