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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文化本位”新农村建设 　　何慧丽倾4年心力在河南省兰考县探索和实践新乡村建设。2003年8月至今，这位36岁、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原兰考县挂职副县长，成功地打造了南马庄村等6个乡建实验基地，创建了以村庄为基础的包括经济合作社、老年人协会、文艺队等涵盖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属性的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 　　在新乡村建设的实践中，何慧丽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农民合作的结构与过程――兰考农民合作的社会学干预研究》。2007年6月，何慧丽通过了论文答辩。然而，就在不到一年前，或许直到今天，这位刚刚摘得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桂冠的青年学者，还在不断地被人质疑：你是在做学问吗？你不就是在搞社会活动吗？你怎么能算是一个研究者呢？ 　　上世纪6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发展了“行动社会学”理论。根据这一理论，社会学家不再是社会生活的外在的旁观者，而是社会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只有通过能动的干预手段，介入社会生活，社会学家才能形成关于行动者本身的真切知识。 　　 　　用行动做学问，达到知行同一 　　 　　玛 雅：最近听了你的讲座《黄河岸边的农民合作――实践出来的农民合作知识》，想到三农学者曹锦清的著作《黄河边的中国》，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何慧丽：这个标题的确是受到《黄河边的中国》的启发，不过曹锦清老师的书是客观实证性的，我是综合建设性的。我想，在中国当前的转型社会，是不是应该多一些综合的、建设性的声音？如果曹老师笔下的黄河岸边的中国是那个样子，那么，那个样子又怎么能够改变？我希望再往前走一步，用建设性的眼光来看黄河岸边的中国，用建设性的行动去改变黄河岸边的中国。 　　玛 雅：请你谈谈这几年结合乡建实践做研究的情况。 　　何慧丽：我是2003年从中国农业大学到河南兰考县挂职副县长的。在兰考，我们搞了6个乡建实验基地，建立了经济合作社、老年人协会、文艺队等农民合作组织。4年中，我干了几件事，有的颇具争议。2005年，我把兰考农民文艺队带到北京，在农大的舞台上演出。2006年，我在北京的书店帮农民卖米，搞购米包地，组织城乡互动第一团，??行城里消费者与农民生产者参与的价格听证会，等等。结合在基层工作和开展乡村建设的经历，我写了《另类的声音，另类的路》、《从“镜”到“灯”：知识分子在乡村建设中的作用》、《回归中国，回归农民》、《迈向实践，迈向劳动大众》等文章，完成了博士论文。根据我的实践和研究，我认为，知识分子中是可以锤炼出来一些用行动做学问、达到知行同一的人的。 　　我的博士论文，与其说是用笔写出来的，不如说是包括我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同仁用行动生成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学者参与渐进式改良农村建设的一种努力。我的基本认识是，中国欠发达地区的农民，要想在发展中国家强劲的现代化发展势头中，改善生活和生产条件，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一盘散沙的小农状态和不利的外部环境之间的矛盾；而解决矛盾的主要方面，是通过一些方式和手段使小农在某些领域合作起来，形成改善他们生存和发展处境的有效载体。现在中国人地关系紧张，生态承载量已经趋向极限，在全球资本化的市场力量支配下，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过大，一些地区，尤其是传统农耕区，日子不大好过。如果有哪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地方，通过“农民合作自助和城乡互助发展”的方式，探索出一条低成本、高实效的农村建设路径，那是功德无量的事业。 　　玛 雅：兰考的农民合作是从文艺队开始的，为什么？ 　　何慧丽：我们先做文化组织，有了一定的经验，再做社会组织和经济合作组织。我发现，要想发展农民经济合作，它的抓手恰恰是社群文化合作。文艺队其实并不简单，发育合作文化是合作经济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因为要搞经济合作，如果农民互不认识，互不信任，怎么合作？先让他扭秧歌、打腰鼓、敲盘鼓，他有这种合群的感觉了，再搞经济合作。而且，如果只搞经济合作，因为初始阶段需要白白奉献，许多媳妇就会埋怨她的丈夫，说他爱管闲事不顾家。让媳妇去唱歌跳舞，她也没功夫去说她丈夫了。所以，要做成合作社的事，就得先让农村妇女去参加跳舞唱歌这类活动，让她们先动起来。 　　玛 雅：有人说，你这是搞社会活动，不是做研究。 　　何慧丽：我们这个研究跟主流学者不一样，但确实是在做研究。我们有理论预设，有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研究路径。主流经济学家说，农民经济合作社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大家聚在一起就是为了赚钱，所以其他活动都别搞。我们不这样看。我们是从“文化本位”来做这个事，不是就经济说经济。因为要搞合作社，首先得有合作的道德和文化。在黄河岸边的农村，经济合作欠缺，社群文化更欠缺。我们从文艺队开始，把秧歌队、腰鼓队、盘鼓队作为一种形式，都以合作的面貌出现，通过文艺队唤回农民合作的记忆，培育他们的合作意识、合作文化。这样的研究可能更长远一些、实在一些。 　　 　　透过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