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票权改革IMF自我救赎.docVIP

投票权改革IMF自我救赎 　　IMF欧美中心主义的份额制不能反映新兴市场经济体崛起的现实，是这次改革的重点。而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既能给IMF增资，又可追认债务国对IMF运行成本的贡献，一举两得。在这一过程中，日本要把中韩和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变为同盟军，使IMF的主导权一步步由欧美向亚洲转移，同时防止美国利用汇率来冲击亚洲国家。 　　9月1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m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新加坡年会通过增加中国、韩国、墨西哥和土耳其四国份额的初步改革计划后，美国新财长鲍尔森取道杭州，开始履新之后的首次访华“聆听”之旅。表面上看，中国从IMF这次的内部治理结构改革中得到了美国派发的大礼，对鲍尔森的来访也是礼遇有加，但实际上，北京领情的程度有限，可能还不如对于鲍尔森呼吁IMF更多干预亚洲国家汇率管制的警惕程度。 　　央行行长周小川已经表达了这种担心：IMF如果应美国所请，放弃对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关注，而转化为一个类似汇率国际监管机构的角色，将导致IMF偏离其设立之初维护全球金融秩序稳定、防止金融危机爆发的宗旨，“这对全球金融稳定是很不利的”。 　　要理解北京为什么对美国的提携不甚领情，而周小川又缘何担忧IMF的改革转向，只须审视IMF这次自我革命的内在逻辑，并且熟悉它61年的变革轨迹。后一个问题可以从IMF的根本使命、主导力量及危机解决方式三方面切人，来获得一个相对完整的解答。 　　 　　改革的内在逻辑 　　 　　虽然IMF这次改革的初衷是通过增加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份额(quota)来提高发展中国家在IMF的投票权和影响力，其削弱的将是传统上占优势的欧洲国家的权益，但奇怪的是，这一决定得到了该基金所有大型股东的支持，包括原本被认为可能借机扩大份额的美国也对小国做出姿态，表示不会增加其投票权，只要能维持17％的权重即可。而23个反对成员国中，很多竟然是发展中国家，如阿根廷、巴西、印度和埃及――也许它们是为自己没有上第一批提拔名单而懊恼，或者就是斤斤计较于日本和德国等大国没有放弃权重增加。 　　不管怎么说，对IMF进行根本改革的提议已在19日下午获得成员国90．6％的投票通过。而IMF总裁罗德里戈?德?拉托(Rodrigo de Rato)说了，中国、韩国、墨西哥和土耳其“涨份额”只是第一步，主要因为它们目前在基金里的投票权明显低于它们在世界经济体里的影响力；接下来还有更重要的第二步，即着眼于在未来两年内拟定新的份额计算法，重新对各国的份额进行调整，届时该增的增，该减的减，且体现扶贫济困精神，而不是一些此次投反对票的国家所谓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额外份额，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 　　拉托总裁没有明言的是，IMF成立之初还是很有民主精神的：除了按成员国对机构认缴的股份(份额)的多少来分配投票权之外，还为每个国家分配了等量的基础投票权。但时光荏苒，IMF成员国从创立初期的35个发展到现在的184个，投票权的总量增加了37倍，而基础投票权在总投票权中的比重却从当年的11．3％下降到如今的2．1％，一国一票的原则已经彻底让位于10万美元一票的原则。现今的改革，不啻是在向原初的宗旨回归。 　　当然，在金融王国，经济效率从来要比民主精神重要，而IMF欧美中心主义的份额制不能反映新兴市场经济体崛起的现实，是改革前IMF最受诟病的地方之一。最常被提及的例子是，中国已是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可是在IMF的表决权重还不及比利时与荷兰的总和。这次改革后，只要中国从丰富的外汇储备中拿出约23亿美元，用于支付新增投票权对应的费用，就可以实现在IMF占的投票权从2．98％增加至3．72％，排名由第九位跳升至第六位，同时从IMF贷款的额度(份额的3倍以下)也会大幅调高，这自然是划得来的。 　　那么，美国一反常态地支持甚至主导了这次向发展中国家倾斜的改革，是不是纯粹出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学理考虑呢?并非如此，美国其实另有苦衷。风雨苍黄61载，美国从全球头号债权国和资本输出国渐变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其在IMF的出资份额由人会之初的36．32％下降到近年的17．46％，很难再增加什么贡献。而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膨胀，IMF的资本额占全球贸易的比重也从1945年的58％下滑至2004年的3％，又因为坏账率不断攀升导致贷款总额从2002-2003年的300亿美元下降到2005年的40亿美元。 　　为了防止自身被边缘化的命运，IMF考虑大规模增资，并计划将各国等量的基础投票权提高一倍。这就需要调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积极性才能实现。此外，IMF长期以来不得不依靠提高贷款利率来支付持续上升的运行成本，借款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财务贡献也显得越发重要。1982年至2002年，债权国对IMF运行成本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