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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20世纪最大赢家 　　 　　在不到３０年的时间里，它成为亚洲第二个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 　　 ２０世纪后半叶，在亚洲有两个国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一个是日本，另外一个就是新加坡。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始于１８６８年的“明治维新”，大约是在一个世纪之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而新加坡这个在１９６５年才脱离马来西亚独立、没有任何天然资源、面积只有６４０平方公里的国家，却在不到３０年的时间里，成为亚洲地区第二个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加坡是２０世纪民族国家体系中最大的赢家。 　　 　　开明的“强人政治” 　　 　　谈到新加坡的成功，许多人都会想到新加坡廉洁的政府、严格的法律以及高效率的工作作风。然而，仔细研究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些制度建设既非自然生成，也非一日之工。在其背后，既有公民持久的努力，更有政治决策者强烈的意志。有人将新加坡的成功归因于“强人统治”，问题是，“强人统治”在２０世纪并非新加坡独有，为何独独新加坡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呢？ 　　在新加坡独立之初，国家生存成为首要问题。用开国总理李光耀自己的话来说，“怎么盖房子、怎么写书，都有专著教导。但是从没见过有这样一本书，教人如何把一群来自中国、英属印度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不同移民塑造成一个民族国家，或者如何在岛国转口贸易港这一传统角色已经过时的情况下，养活岛上的人民”。书本里找不到新加坡现代化的模式，带着构建新加坡新制度的使命，学医出身的李光耀在就任总理三个月后，于１９６８年１０月前往哈佛大学政治研究所，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充电求知”。在哈佛期间，李光耀结识了学界各路精英，特别是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穴美国经济学家?雪、萨缪尔森（诺贝尔奖获得者）、佛农（跨国公司专家）和政治学家基辛格（后任美国国务卿）以及区域问题专家赖肖尔（日本问题专家、后任美驻日大使）和费正清（中国问题专家）等。 　　在笔者看来，李光耀的哈佛之行，有两点对于新加坡后来的战略选择意义重大：一是国际视野。李光耀虽然早年留学英国，但在２０世纪后半叶，美国已??取代英国成为资本主义体系中最强盛的国家。在哈佛这所学界精英会聚且与政界和商界联系密切的学府里，李光耀知道了什么是国际视野，这对后来新加坡在国际体系以及地区中的战略定位产生了很大影响。二是制度选择。原本学医的李光耀来到美国，并不是要了解兴国、强国的具体科学技术，而是为了熟悉政府的经济政策、政治制度的制定过程。 　　当然，我们不能将新加坡后来的发展完全归功于李光耀短暂的哈佛之行，但在亚洲国家的领袖中，像李光耀这样放下繁重的政务到哈佛进行思想交流，与学界精英建立友谊，并通过他们与美国政府和商界的神经中枢密切往来，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新加坡的“强人政治”是“开明”的“强人政治”。 　　 　　“国家资本主义”和“儒家资本主义” 　　 　　新加坡成功的第二个秘诀得益于其奇特的资本主义模式，有学者称其为“国家资本主义”，也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儒家资本主义”。 　　说新加坡的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是强调新加坡资本主义的“计划性”和“有序性”。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后，随着美国霸权在世界经济中的确立，美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盛行一时。新加坡虽然选择了资本主义，但在自由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实行的却是“国家资本主义”。当时新加坡在制定其经济发展战略时面临着三个不利因素，一是资源贫乏，二是市场狭小，三是资金缺乏。尽管新加坡以转口贸易城市著称，但长期的殖民统治并没有使新加坡建立起工业基础设施，相反，大量贸易资金流入殖民者手中。新加坡惟一的优势在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即地处两大洋交通要冲，又是天然优良港口，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航运和贸易中心。针对这种状况，新加坡充分发挥政府在培育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在经过短暂的保护国内市场、征收保护关税、对部分商品实行进口配额的进口替代战略（１９６５～１９６７）之后，于１９６７年颁布“经济扩张刺激措施法案”，实行出口导向战略；１９６８年颁布“就业法案”和“工业关系法案”，鼓励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产品出口；进入８０年代，实行“第二次工业革命”，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工业，实行自动化和电脑化，以满足国际市场的需要。正是在富有远见的政府的规划下，新加坡发展成为一个以金融服务业、海运业和旅游业为主导产业的现代化国家。 　　说新加坡是“儒家资本主义”，是强调新加坡资本主义的“包容性”。在后发展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一般都强调“制度”的重要性。然而，在建立什么样的“制度”上，又往往过分强调效仿西方“制度”，而忽略制度建设所赖以生存的基础。新加坡在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却非常重视“制度”有效运转所依赖的社会。新加坡在建国之初的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多元社会，即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和泰米尔人共处一国之中，其中，华人占７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