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为人民而行动党”.docVIP

新加坡“为人民而行动党” 　　 　　“享用木瓜”与“点燃蜡烛” 　　 　　2001年新加坡国会大选投票前夕,人民行动党(以下简称行动党)波东巴西选区候选人司徒宇斌正在台上演讲,一名支持者送上一棵亲手栽种的木瓜树。被搬上台的这棵木瓜树,已经结了8个相当熟的木瓜。这时,司徒宇斌借题发挥,吁请波东巴西区居民共同努力,摘取像木瓜一样成熟的生活果实,让千家万户拥有一个更美好的家园。他情绪高昂地说:“这个木瓜是大家17年来栽种的。我衷心地希望,大家明天去投票的时候,一起去采摘这个木瓜,一起享用这个木瓜,好不好?”与此同时,和司徒宇斌竞争该选区议席的新加坡民主联盟主席詹时中则呼吁选民把票投给民主联盟。由于上届大选反对党只赢得两个议席, 詹时中说:“国会里现在只有两支快要熄灭的蜡烛代表反对党。如果吹熄它们,那新加坡将一片黑暗!所以,你们要为新加坡点燃所有的蜡烛,让新加坡人的生活更明亮!”这里,“享用木瓜”的比喻是要人民接受行动党的热忱服务,“点燃蜡烛”的比喻是要人民打破行动党的“一党独大”。 　　新加坡政党政治的显著特征是一党独大,在时间上表现为执政的长期性,即行动党自1959年以来通过连续赢得五年一次的十余次大选,从而长期执掌政权;在空间上表现为优势的绝对性,即行动党在国会中占据绝对优势,例如在最近三届国会中,行动党议员占据了84个议席中的82席,反对党议员只占区区两席。一党独大往往听不到不同声音,但新加坡的行动党自有一套克服弊端的好方法―― 　　 　　“民事诊所”:连接党与民众的桥梁 　　 　　定期接见选民是新加坡国会议员的例行工作。 　　议员接见选民都是利用业余时间,每星期一次,一般晚上8点开始,往往深夜才能结束。程序主要包括四个环节:一、求见登记;二、求见者向工作人员详谈所要反映的问题。该环节由5至7个志愿者分别接谈,并做详细记录;三、打印谈话内容;四、议员按顺序接见来访民众。由一位工作人员负责将打印好的情况交给议员,并将求见者引见给议员。议员和来访民众见面,进一步核实情况,能够当场解决的问题当场予以解决,不能当场解决的问题,在打印好书信内容的专用信纸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该信??被称为议员的“请愿信”),将其传真给政府有关部门和机构。政府部门和机构则必须在一个星期内直接回复当事人。 　　议员接见选民的场所一般设在该选区某栋组屋一楼的几个房间。这些房间也是行动党社区基金和行动党幼儿园所在地。白天,这些屋子主要是幼儿园上课、活动场所;晚上,则是行动党议员接见选民的地方。这些屋子都十分简陋,外观未经任何装饰。行动党秘书长李显龙曾说,民用设施可以堂皇,而且越堂皇越好;但是作为执政党的总部和支部,则应该是在最不堂皇、最不华丽的地方。 　　议员接见选民的场所被称为“民事诊所”,因为等候接见的选民正如等候就诊的病人。为选民进行登记和引导选民接受接见的工作人员就像导诊员,而接见选民的议员恰如看病的医生。病人看完病后,拿着医生开具的药方离开诊室;选民接受接见之后,带着议员开具的解决方案离开。 　　新加坡人在这些 “民事诊所”发泄的牢骚,可以看作是这个国家成长过程的一种记录。在1970年代,人民主要的忧虑是失业和没有房子住,议员经常替选民写信申请的士牌照、小贩执照或是申请组屋,或是要求在被迁置时获得更好的赔偿。1980、1990年代,新加坡经济迅速发展,人们的主要忧虑从基本生活问题转移到生活素质的提高,例如为孩子争取名校学额、换更大的居所等。选民所提问题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套用行动党自己的说法,该党“至今保持不变的是接见选民的宗旨还是跟以前一样,那就是为人民服务”。 行动党成立15周年的特刊曾以文字形式记载了接见选民的宗旨:“议员从人民中来,就得回到人民中去,孜孜不倦地、持续不断地为人民服务。” 　　据统计,1998年共有5万名选民在每周接见活动中向议员求助,其中许多问题并不容易解决,例如能否特别允许自己的外籍妻子每次居留超过两个星期;能否替自己的丈夫申请永久居民(他们通常没有特别的技能,也没有大学学历)。帮助居民解决这类问题的主要方式是写“求助信”到有关政府部门和法定机构。其他的援助方式来自公民组织和居民委员会,有些是提供财务援助,有些则协助居民找工作等。行动党将这些工作视为同选民保持联系的最重要环节。在为民解困的过程中,议员发出去的“求助信”、拨打的电话数以千计,不间断地搭建桥梁,协助需要援助者。 　　李显龙曾谈到他接见选民时的一个有趣例子:自己选区的一名选民前来求见,投诉居所附近蚊子孳生,还带了许多被打死的蚊子为证,这些蚊子粘在3张纸上。李显龙把这些蚊子转交给主管市镇理事会的陈文焕议员――最后,蚊子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非常之举:主动增加国会中的“反对派” 　　 　　为了避免听不到不同声音,行动党倡议在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