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民中国大学30年好时光.docVIP

智效民中国大学的30年好时光 　　有人说胡适当过大学校长，他也是官啊!他们不懂，校长就不是官。胡适任北大校长时，他的办公室学生随时可以进去，“胡校长的办公室”因此被誉为“世界最民主的俱乐部”。 　　我们目前的教育研究，可以说是滞后的；而我们的教育状况，则是堪忧的。改革开放是从教育开始的，恢复高考嘛；但进入80年代以来，教育没有多大变化，反而越来越僵化、保守，开倒车，回到了不知道什么年代。我当过小学、中学教师，后来我有一次跟教过的学生道歉，说实在对不起，在我当教师的时候，我根本不懂什么是教育。 　　我在《八位大学校长》一书里写到了民国时代的八位大学校长：蒋梦麟、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罗家伦、竺可桢、任鸿隽、胡先?。之所以写他们，是想为当代教育提供借鉴，看看今天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这八位大学校长确实有典型性，但其实相对于今天而言，几乎所有民国时代的大学校长都值得谈，而他们所提供的借鉴，应该是全方位的。 　　 　　大学是一个“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地方 　　要说明大学是什么，应该从大学的历史讲起。中国过去是没有大学的，“大”字加一点，叫太学，为翰林院培养人才，是皇帝的御用机构、国家的最高学府。但太学跟现代意义的大学还不一样。大学源自欧洲，中国现代意义的大学的出现，始于戊戌变法，当时成立的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开端。京师大学堂在辛亥革命后改名为北京大学，在1915年蔡元培入主前，还是以经学为主的旧式学堂，还没有完成它真正意义上向现代大学的转轨。 　　大学，简单来说，是一个培养人的教育机构。它培养出来的“人”，应该是一个能独立思考的人，通过自由独立的思考去认识人生、认识社会、认识自我。但是我们现在对教育、对大学的认识完全是相反的，现在的大学是培养人才的，所谓“人才”，说白了就是要听话。现在是不提“驯服的工具”这个说法了，实际上就是那个意思，而大学通过各种各样的框框来制约、衡量他们。 　　民国年间所说的“教育独立”，政党是不能介入大学的，不管是执政党还是其他党派。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开始在大学??行党化教育，像1928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在清华搞军训，遭到了抵制。 　　罗家伦这个人比较复杂，他在“五四”时是北大的学生代表，“五四运动”的概念最早就是他提出来的。他后来加入国民党，还担任了蒋介石的秘书。北伐胜利，他是作为国民政府的接收大员出任清华校长一职的。当时他要在清华推行军事化，要求军训的学生一律穿制服，按时作息，早晚点名。早操无故缺席记小过一次，记三次小过合一次大过，记三次大过就要开除学籍。为了以身作则，罗家伦和学生一样身穿军服，脚穿马靴，天天出操。 　　逻辑学家沈有鼎当时经常不上早操，被记小过八次，眼看就要被开除，正好冬天来临，在大家的抵制下，早操被取消，他才得以幸免。哲学家张岱年本来已经考入清华，受不了军训，转学到师大。 　　30年代初胡适办《独立评论》，曾任四川大学校长的任鸿隽专门写过两篇文章谈国民党推行党化教育的弊端。他说：“教育的目的，在一个全人的发展，党的目的，则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为本位的，党是以组织为本位的。” 　　曾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写过一篇题为“利害与是非”的论文，他说，中国人总是以为只要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国家就有救了其实要想让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首先应该培养一种“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回到“什么是大学”的问题上，大学就是一个“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地方。它应该是一个完全自由的追求真理、切磋学问的场所，大家在这里互相碰撞、互相激励、互相帮助、互相竞争。大学就是这样一个自由、民主、平等的学术共同体。 　　中国大学的好时光太短了，如果从20年代大学步入正轨算起，到40年代西南联大的绝响，也就短短30年时间。而且这中间有多少次战争啊，大大小小的战争，大仗像八年抗战，再加上一些局部战争，大学的真正好时光没剩下多少。但就在这么一个恶劣的环境下，中国的大学培养出多少人才!很多大师级的人物，你去看看，任何一个领域，无论是人文的、科学的，肯定都是那个时代培养出来的。 　　 　　民国的校长不是官 　　蔡元培入主北大前后，专门赴欧美考察，希望将西方最先进的教育理念和体制带入中国。后来蔡元培去职，蒋梦麟接任，人事的更迭并没有影响蔡元培为北大奠定的基础体系，由此以北大为代表的中国大学开始步入正轨。 　　我曾经分析过，当时留学生两大派系，一派是留学英美的，一派是留日的，留日的有革命倾向，他们回国后可能短暂在大学任职，但后来离开了；留学英美的，主要聚集在大学，致力于学术研究。民国时代的大学之所以好，我认为跟英美派有很大的关系。 　　蒋梦麟和胡适曾师从哲学家杜威，杜威的教育以及哲学思想可以说是当时最先进的，蒋、胡他们接受杜威的思想，认为教育就是一个实验过程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