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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中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研究 　　摘 要：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吴中经验”，是指由专业的合适 　　成年人（“爱心妈妈”）介入少年刑事审判程序，开展审前社会调查，在庭审中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全程保护”和感化教育，以社会调查员身份接受质询，并在判决后适当延伸介入未成年犯罪人的帮扶矫正环节等一系列做法构成的样式。“吴中经验”能够有效实现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抚慰安定、疏导监督、关怀指引、感化教育及增进社会安宁等功能。 　　关键词：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吴中经验”；“全程保护”；感化教育 　　中图分类号：D92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1）02-0082-05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起源于英国1972年的肯费特案，在1984年英国《警察与刑事证据法》中得以正式确立。该项制度的主要内容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被警察讯问时，必须有一合适的成年人在讯问现场，以防止未成年人受到警察不当压迫。警察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违反有关合适成年人在场的规则取得的证据，将被英国法官运用《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78条进行非法证据排除。英国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自2003年以来较为系统地引介入我国。细致考察国内理论界和实务界围绕合适成年制度展开的研究与实践，不难发现，无论是理论研判还是司法实践，均已经取得了一些的有益成果，特别是以云南昆明盘龙区、上海市、福建厦门市同安区三地的探索为代表，逐步形成的富有特色的“盘龙模式”、“上海模式”和“同安模式”，为我们系统调研和探索在少年司法审判程序中引入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但是，由于英国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在我国的引介，并未在学术界引发太大的影响，这可能与这一制度过于细微而难以引起主流刑事诉讼法学界的关注有关。同时，由于作为“植体”的英国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主要适用于侦查讯问阶段，因而为数不多的研究?①也均集中于以侦查讯问程序为中心来探讨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在我国的移植与本土化问题,司法实务部门探索推进的“兴奋点”也多聚集在侦查和检察讯问阶段。目前，只有“上海模式”???从检察讯问延伸至庭审阶段）和宁波市象山县人民法院进行了刑事审判程序中引入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试点。即使在试点地区，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审判的数量也比较有限，比如，截至2008年9月底，上海市青少年事务社工以合适成年人身份参与审判的数量仅为9个。［1］由此可见，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在少年刑事审判程序中的引介问题还是当前少年司法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相对薄弱的环节。对于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能否与我国的少年刑事审判程序有效衔接，在少年刑事审判程序中引入合适成年人制度的依据是否充分，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在侦查讯问程序和少年刑事审判程序中呈现了怎样的不同特质与样貌，引入后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功能如何定位等问题的专门研究尚付阙如。本文尝试以少年刑事审判程序为中心展开“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理论论证，并紧扣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在少年刑事司法程序中引入“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实证探索经验，力图对上述问题作出初步的回应。 　　 　　一、“吴中经验”的基本框架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吴中经验”，是指由专业的合适成年人（“爱心妈妈”）介入少年刑事审判程序，开展审前社会调查，在庭审中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全程保护”和感化教育，以社会调查员身份接受质询，并在判决后适当延伸介入未成年犯罪人的帮扶矫正环节等一系列做法构成的样式。 　　1.在“爱心妈妈团”中产生专业的合适成年人。在司法实践中，要让未成年人理解“合适成年人”这个引入才短短数年的舶来词汇实际上并非易事，为此，甚至有学者提出将“合适成年人”改为“青少年保护官”等名称，以便于接受和理解。［2］正是考虑到上述因素和存在的争论，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与苏州市吴中区妇联于2009年5月26日联合成立了“爱心妈妈团”。“爱心妈妈”身份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积极的实施效果。我们发现，当向未成年被告人表明了“爱心妈妈”的这一层身份后，他们都会自动将合适成年人与充满温情的“爱心妈妈”相联系，大大增进了他们对制度的理解和接纳程度。合适成年人以“爱心妈妈”为桥梁，不仅易于与未成年人建立起良好的交流沟通，使合适成年人得以较快获得工作对象的信任，顺利进入工作流程，更为重要的是，“爱心妈妈”的身份有助于增强“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在顺利消解未成年人的疑惧、紧张、孤单等心理问题上的功能，成功拉近了合适成年人与未成年被告人之间的距离。 　　当然，比“爱心妈妈”身份更重要的是合适成年人的专业素养。吴中法院对合适成年人必须具备人格、心理学专业知识这一选任资质严格掌握，坚持合适成年人选任的专业化路径。主要考量因素如下：（1）实践中，需要由合适成年人介入提供帮助的未成年被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