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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学者与中国“软实力的构建 　　本文所指的“海外学者”主要是指这样一批人：他们在中国出生和接受大学教育，于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走出国门，前往西方国家留学，学成之后直接进入了国外大学任教或研究机构任职，至今身居海外，并活跃在国际学术界的各个领域内。我们从习惯上仍将这些人称为“留学生”(“overseas students”或如同“欧美同学会”的会名所称的“returned students”)。但实际上他们的身份已经从“留学生”转换成了“教授”或“研究员”，相当一部分人也已加入了外国籍，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海外学者”。自19世纪中叶起，中国学子赴海外求学的活动便一直没有停止过。晚清和民国时期都出现过数次留学浪潮。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曾一度面临西方国家的封锁和孤立，即便如此，中国也没有完全停止向外派遣留学生。但伴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而开始的新留学潮，在规模、发展速度、持续时间和覆盖面等方面都远远超过历史上的留学活动。在过去30年里，有上百万学子走出国门，到海外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求学，构成了中外文化和教育交流史上一道奇观，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海外学者”正是这场至今仍方兴未艾的“新留学运动”的产物。 　　与已经归国的留学生一样，对于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实现民族复一兴的事业来说，海外学者群体也是一种极为宝贵的人才资源。“海外学者”的群体有多大，人数有多少，分布在哪些国家，在哪些大学任教或在哪些研究机构任职，在哪些领域内从事研究和教学，各自都有何种成就，目前尚未看到准确、翔实和全面的统计材料。从建设人才资源大国的角度来看，相关部门也许应该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包括研究这个群体未来发展的趋势。 　　海外学者应该是中国留学史上的“新生事物”，在海外华人社会中，也是一崭新的群体。尽管在20世纪早期也有中国学人在学成之后直接进入西方学界，但他们在人数规模、进入速度和学科覆盖面等方面是无法与当代海外学者群体相比的。“海外学者”与“留学生”(无论是尚在海外求学的或学成之后归国的)相比有一些明显的特征。他们首先不再是“??生”，而是“学者”，一字之差，表现了两者在海外学界占据的位置的不同。“学者”的身份意味着海外学者的学术成就获得了西方学界的认可，并拥有与这种承认相伴随的机会、资源、话语平台和影响力，包括在大学任教，出版学术专著，发表论文，在世界范围内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以及通过媒体参与对公共事务的讨论等。作为西方学界的一员，海外学者也获得了参与构建西方知识和话语的资格和机会。为了在西方学界立足，他们必须始终保持对本专业知识的融会贯通，必须不断进行知识创新。此外，海外学者也是“体制内”的人，他们在西方学界拼搏，必须完全融入到国外的学术和社会体制中，熟悉和了解其运作的程序与规范，并学会做到进退自如，游刃有余。因此，比起留学生来，他们之融入西方社会不是在一个有限环境之中进行的，也不是一种蜻蜓点水和走马观花式的权宜之计，而是一种实实在在、天天面临的生活现实，应该说，是一种人生经验的深度转换。比起留学生来，海外学者的知识结构更为丰富，海外生活的经验更为厚重，对国外的体制、政治、社会、习俗文化的了解更为深入，发挥影响力的渠道更为多元。 　　在一个关键问题上，海外学者与留学生是一致的，这就是对祖国命运的深深关切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这种关切感和认同感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情感，在海外的时间越久，这种感隋也就越加清晰和浓烈。海外学者在中国出生、成长和接受教育，受过中国文化的浸染和熏陶，无论是否承认，中国和中华文化是他们自我意识和身份认同中的一种根本内容。许多人出国留学时所抱的初衷是为振兴中华民族而学习外部文明，这种初衷并没有因为身份的变化而消失。所以，即便身在海外，许多海外学者始终关注着祖国的发展，他们为祖国取得的每一个成就感到高兴，也为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充满忧虑。换言之，他们身上仍然保留了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与此同时，海外学者又拥有一种所渭“混杂性的”(mixed)人生经历。他们在国外求学、治学和生活多年，站在一个超出中国文化、体制和语境之外的角度来观察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加上多年的专业训练，也使他们获得了一种具有比较的视野和“世界性”眼光。他们是中国人，但可能会从“非中国式”的角度来看问题，他们是西方学界的一员，但会从“非西方式的”角度来讨论问题。这种跨文化、跨国界的双重认同和双重意识也许是海外学者最深切的个人和集体经验的写照。 　　在向西方学界(乃至更广大的西方社会)传播、介绍、解读中国发展的信息和帮助构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方面，海外学者(尤其是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学者)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他们在海外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拥有思想和话语平台，能够与西方学者平等地讨论问题，并拥有学术网络和资源。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