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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音乐教学应该走向“器乐化” 朱则平 摘要：中国的基础音乐教学是否应该走向“器乐化”道路？这是一个针对基础音乐教育领域的发展前景而言十分重要的命题。“器乐化”教学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这种优势具体体现在快速而科学地提高中小学生的音乐素养，培养中小学生的审美情趣。与中国传统的基础音乐教育思维模式不同的意义在于：音乐教学“器乐化”就像农业实现机械化一样，只有实现“器乐化”才能使音乐教学的效率得到飞速地提升。 关键词：基础音乐教育 器乐化 现状 中国的基础音乐教学是否应该走向“器乐化”道路？这是一个针对基础音乐教育领域的发展前景而言十分重要的命题。目前，我国《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已明确规定器乐为重要的学习内容，在中小学音乐教材中也有器乐教学的内容。所以说从理论课程上来讲，我国对器乐教学是很重视的，但实际音乐教学却不然，全国大面积的学校器乐教学远远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真正开展课堂器乐教学的学校可谓寥寥无几。我国基础音乐教育就是在这种非器乐化的状态下低效运行。 一、“非器乐化”音乐教育之根源 中国的音乐教育是在一个极其特殊的人文语境中诞生并成长起来的，这个发展进程大致肇始于周代。根据现有文献资料，早在西周时期，周公“制礼作乐”，确立了一整套影响后世的“礼乐”制度。 “六艺”中“乐”居其二，仅次于礼。由此，与之相配套的音乐教育作为其中重要一环，就此萌发并展开。当时，“庞大的音乐教育机构从机构编制、教学内容、学制、艺术实践等方面，都不愧为我国最早的音乐学校。”然而，由于“乐”从属于“礼”，“乐”的具体实施完全是建立在“礼”的基础之上，使得这套音乐教育本身充满了“工具化”的意味。如何通过“乐”来宣扬“礼”、阐释“礼”，最为直接的方法莫过于通过直观的造型舞蹈以及具有语言文字意味的声乐的演唱，前者诉诸于“乐舞”的形式，后者以“登歌”较为典型。而器乐的使用由于其本身的“抽象性”使其难于得到上层阶级的大力提倡。 在先秦时期，确实也曾经有过器乐的发展。“钟鼓乐”的辉煌伴随着宫廷的礼制，它不属于寻常人家；琴瑟之音为“士”阶层所独钟，并不适合于民间歌曲般广泛的普及，它属于精英式音乐教育；竽、笙的演奏在这一时期曾暂露头角，特别是竽，为“五声之长”，“竽先，则钟瑟皆随；竽唱，则诸乐皆和。”竽的演奏在当时是较为普遍的，也受到过一些上层统治者的青睐，齐宣王、齐缗王；“士”阶层的音乐教育，其对象为平民知识分子，以私学的勃兴为先导，“乐”的传承带有着深刻的哲学意涵。而这种文人式的音乐教育更加重视的是文字式的体现，因此，声乐类的语言音乐艺术显然也是被优先思考的对象；民间音乐的传承则较为单纯，但谈不上具体的音乐教育体系。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在数千年的时间段里，声乐一直牢牢地掌握着中国音乐领域的主导地位，当然其间也不乏有器乐发展的辉煌，但是与声乐两相比较，器乐的发展仍是次要的，从属的。 反观欧洲的音乐，其早期的发展情况与中国有着些许类同，甚至更甚。在长达千年的黑暗中世纪，宗教的势力蔓延整个欧洲，除了少数的民间音乐以外，在主流音乐领域，声乐的地位至高无上，几乎一切的器乐都被禁止。但是似乎遵循着“物极必反”的必然规律，这种极端的现象终于随着“人文主义”思想的唤醒以及记谱法的完善而土崩瓦解。器乐有着天生的、丰富的音乐表现力，这是人声所不能比拟的。自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音乐的声乐“工具化”时代基本宣告结束。其后，器乐的发展之势十分迅猛，乐器制作工艺也日趋精良，与之相配套的器乐作品也不断出新。虽然此后的声乐仍然还占据着一席之地，但是早已丧失了其主导性的统治地位。这样的现象在传统的中国音乐领域是无法想象的。 在中国，这样的情况几乎一直持续到了二十世纪初，随着传统体制的迅速瓦解与国门的敞开，大量西方先进的文化思想传入，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来自西方的音乐文化。这一次的变革具体体现在基础音乐教育的展开。大量西洋乐器的传入丰富了乐器的品种，学堂的设立以及“学堂乐歌”的开设，更是标志着音乐教育开始朝着提高国民素质的基础化以及社会化方向迈进。但是，传统的思想根基并未被马上扭转，“学堂乐歌”的开设，仍然是以声乐的形式作为主导。当然其“工具化”的性质也并未改变，其作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载体，可以说起到了绝佳的效果。这种“工具化”的声乐主导形式在基础教育领域以及大众群体中甚至一直延续到了近现代的各个时期（如抗日战争、“大跃进”、“十年文革”等重要时期的各种歌咏活动）。“二战”前后，在欧美日等地区兴起了奥尔夫教学法、柯达伊教学法、达尔克罗兹教学法、铃木教学法、综合音乐感教学法等“器乐化”的儿童音乐教育体系，但我国均因为前述原因而未能使基础音乐教育进入到“器乐化”的时代。 二、基础音乐教学“器乐化”的理论依据 音乐学科作为一门听觉艺术，若是从“纯音乐”的角度来讲，器乐显然更加符合独立的艺术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