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解读古代文学】郝润华：论《钱注杜诗》的诗史互证方法.docVIP

【名家解读古代文学】郝润华：论《钱注杜诗》的诗史互证方法 　　 《钱注杜诗》是钱谦益晚年心力所注，他从明崇祯六年（1633）开始笺注工作，到清康熙二年（1664）去世前才完成，历时三十余年。其注释方法比较特殊，即并非对每首诗作注，而是对有心得和特殊看法者进行重点注释。钱注一般包括两部分：一是字词及典故注释；一是笺释即以考证史实与诗歌之间的关系为主，往往新见别出，体现了诗史互证方法。近人洪业在其《杜诗引得序》中总结道： 　　 谦益之与杜集最注意者，多在考证事实，以探揣杜陵心事。如《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则考开元末制为老子立玄元皇帝庙，而杜诗乃讥其不经也。如《洗兵马》，则考李泌、房琯之罢相皆出于肃宗之疑忌，而杜诗则刺其不能尽子道，且不能用父之贤臣也。如《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则考安、史乱后各藩镇有拥兵自固之势，乃劝其各效法李、郭尽心为忠臣孝子。如《诸将》五首，则考代宗时诸将，而杜诗皆有刺责之意也。 　　 当然洪业的总结略失简单。细究钱氏笺注，方法及内容较为复杂，他以唐史与杜诗互相参证，考察杜甫所处的社会环境，体会杜甫思想的变化和反映，澄清史实，阐明诗意。钱氏自己认为“若《玄元皇帝庙》、《洗兵马》、《入朝诸将》诸笺，凿开鸿蒙、手洗日月，当大书特书，昭揭万世。”（注：《草堂诗笺原本序》，载《钱注杜诗》卷首。）钱氏以此种诗史互证方法的运用而自负，因为它“字句诠释，落落星布，取雅去俗，推腐致新，其存者可咀，其阙者可思”（注：《草堂诗笺原本序》，载《钱注杜诗》卷首。）。然而，钱谦益的这种方法却遭到了后人的批评，说他“事事征实，不免臆测”（注：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但也有人对此大加赞扬：“牧斋之注杜，尤注意诗史一点，在此之前，能以杜诗与唐史互相参证，如牧斋所为之详尽者，尚未之见也。”（注：《草堂诗笺原本序》，载《钱注杜诗》卷首。）其实，对钱氏的以诗证史与以史证诗是不可孤立起来看的，因为二者是一种研究方法的两个方面，并不是两种研究方法。在运用时可以融而为一，钱氏即常常在用杜诗来考订唐史的同时，也借重唐代史实来证明杜诗中所叙事件的真实性，二者互相依存，不可分割。这是诗史互证方法的真精神。 　　 明代胡震亨认为唐诗“有两种不可不注，如老杜用意深婉者，须发明。李贺之谲诡，李商隐之深僻……并须作注，细与笺释。”（注：《唐音癸签》卷32，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发明”即既要阐发，又要寻求旨义。可见对于杜诗仅仅注释其辞句是不够的。也有人认为清人基本上是采取以史事和传记资料证诗的方法，寻求诗歌和某些具体人事之间的关系，甚至直接以某时、某人、某事、某景去解某诗，有一部分流于穿凿附会，也有些所考之事虽然可能与诗歌存在某种联系，但也未能解决诗旨问题。（注：参阅余恕诚《李商隐诗歌的多义性及其对心灵世界的表现》，载《文学遗产》，1997（2）。 ）钱谦益不仅仅对杜诗的典故、词语进行重点注释，也并非只用史事和杜甫传记资料来解释杜诗。他将经学的基本考证方法和历史学的实证精神以及文学笺释方法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对杜诗中反映出的杜甫思想深层的东西也以历史材料为实据进行发掘、勾隐及发明。所以，不仅避免了许多穿凿附会的错误，还揭示出杜甫诗旨。 　　 　　一、以经学的考证方法为基础 　　 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认为钱氏以经学方法笺注杜诗，（注：吉川幸次郎：《钱谦益与清朝经学》，载《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6卷，筑摩书房，1970。）这很有道理。清乾嘉时代，考据学风盛行，出现了以惠栋、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等为代表的考据学家，他们精于文字、音韵、训诂、地理、职官等专门之学，取得了前人所未有的成就乾嘉考据学具有三大特点：一是以经学著作为研究中心；二是重视文字、音韵、训诂学，即“小学”的研究；第三，在反对以理论思辨为主的宋学的基础上，力图用小学的考证方式对儒家经典进行实际研究。关于乾嘉考据学的产生，学术界一向认为从顾炎武提倡“经世致用”开始，同时顾炎武也以《日知录》、《音学五书》及《天下郡国利病书》等著而被认为是清学的开山祖师。其实，钱谦益也是清学方法的倡导者和先驱。 　　 钱谦益作为明末的著名文学家、批评家及文艺理论家，似乎一生致力于文学活动，其实他本人有着深厚的经学功底。钱氏早年虽入东林，尊崇王学，但中年后超越宋代理学与王学，提倡汉儒章句之学，坚持返经汲古的学术宗旨，在其《新刻十三经注疏序》中说：“诚欲正人心，必自反经始；诚欲反经，必自正经始。”认为治学须用汉人治经的方式，即爬罗剔缺、溯本穷源，实事求是。他建立了通经汲古的虞山之学，下启清初经世致用的汉学学风，也转变了明末空疏的不良风气。钱氏的经学思想也许对乾嘉时代吴派的经学考据学产生过一些影响，因为钱氏所居常熟在当时是吴地的中心。由于材料不足尚不能就此问题展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