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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总报告 课题主持人李扬、王国刚、刘煜辉　　课题组成员　　易宪容、曹红辉、胡滨、余维彬、周子衡　　尹中立、杨涛、黄国平、袁增霆、沈可挺　　彭兴韵、殷剑峰、曾刚等　　本报告部分执笔人　　李扬、刘煜辉编者按：构建和谐社会是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良好的自然生态、产业生态是经济社会和谐运行的基础,而金融生态如何更关系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倾力打造的《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报告由本报首家发布。今天刊出总报告之一。报告认为,地区差异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现象。如果按照信贷资产质量来衡量,中国的区域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最差地区和最好地区的不良资产率相差10倍以上。有鉴于此,研究人员认为,在中国经济体内研究金融生态环境问题,分析的立足点应当放在地区层面上。本报告选择城市作为基本的分析对象。其理由是：第一,依据对 G D P的贡献来衡量,中国经济活动的主要部分是由城市承载的,因而评价城市金融生态有着较大的实践意义；第二,从功能上看,城市总是构成某一区域经济活动的中心,它与其周边地区形成了物资、人员、资本、信息相互交流的有机整体；第三,分析的对象应当是一个有着清晰的边界,自身形成可以识别并区别与其他地域的整体功能的经济体,而城市正是这样一类经济体。根据课题组建立的中国金融生态研究的理论框架,本报告确定了如下9项用以评价城市金融生态环境的因素,它们分别是：(1)经济基础、(2)企业诚信、(3)地方金融发展、(4)法治环境、(5)诚信文化、(6)社会中介发展、(7)社会保障程度、(8)地方政府公共服务、(9)金融部门独立性。通过这九大因素构成的分析框架,读者将逐步看到中国城市金融生态到底是怎样一种局面。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我国改革开放与经济运行中的风险问题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其中,金融风险作为各类风险的集中表现,成为多数人关注的焦点之一。从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国有银行商业化和企业化改革,首先通过揭示出大量不良资产的累积和银行资本金的严重缺失而将我国的金融风险问题凸显于世。随后,1998年通过财政发行2700亿特种国债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1999年通过设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1万多亿不良资产,2003年末用现存资本核销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的损失类不良资产、继而又运用450亿美元外汇和黄金储备对两行进行注资。从2003年开始,又花费大量资财对农村信用社进行改革,2005年又用总值达300亿美元的财政资金和外汇储备注入中国工商银行,如此等等,逐渐揭露出我国金融风险的严重程度。面对如此严重的金融风险,人们自然要探究其形成的原因。人们的目光最初主要集中于金融部门本身。于是就有了大量的有关金融部门的违纪、腐败、以及治理结构问题的研究。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由于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枢纽,它在渗透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类经济主体和各种经济过程的同时,也反过来强烈地受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类经济主体和各种经济过程的影响,因此,表现在金融部门的严重的风险,有相当的部分事实上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运行中各类风险的集中和综合的反映。这样一种认识,推动人们对我国金融风险的成因展开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在这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于2003年完成的一项对2001-2002年我国不良资产形成的历史原因的调查分析,深化了人们的认识。这项调查研究的意义有二。其一,它首次定量地刻划了我国不良资产形成的原因,从而为解决不良资产问题以及在更广领域中解决金融风险问题提供了一条可以依凭的线索；其二,它首次用数据告诉世人：形成巨额不良资产和金融风险的原因,不仅来自金融部门自身,还广泛地来自作为金融部门运行环境的非金融部门,而且,用调查的数据来衡量,来自后者的因素可能占据主导地位。基于人民银行的调查以及其后的一些相关研究,人们清楚地看到,造成银行不良资产和金融风险的原因,远比人们直观感受到的要复杂得多。在大概念上,这些原因可以分为金融部门自身和金融部门经营环境两大类。前者既归因于金融部门自身治理结构不合理、内部管理不完善和风险管理制度不健全等等,也归因于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不力乃至监管不当。后者涉及的范围更广。举凡法治不完善、计划与行政的不当干预、各类不合金融规律的政策性安排、地方政府的参与和干预,以及经济发展状况、社会信用环境、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等等,都可能对金融风险的形成和发展带来或强或弱的影响。这意味着,在制定我国金融风险管理(或者,如人们常说的,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的战略时,我们不仅应强调加强金融部门的自身建设,同时也应强调改善那些作为金融部门服务对象同时也构成其生存条件的各类非金融的环境。分析深入到这一层面,金融生态的概念事实上已经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