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研究.docVIP

对近期“经济人”研究的一个初步综述 “经济人”假说是西方经济学一般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由此所演化出来的理性选择理论，始终是当代主流经济学的核心。但自从“经济人”假设作为西方经济学的核心假定提出以来，就遭到众多的质疑和否定。西方经济学内部在历史上就进行了许多批判和争论，公开的大争论为三次:19世纪晚期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之争,本世纪40年代的“利润最大化原则”之争和70年代之后的“理性行为”之争。我国学者对待“经济人”假设大致可以分为四种意见：其一，站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上，从历史观和方法论上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批判，指出了方法论上的唯心观本质。其二，认为“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的逻辑基础，没有它就无法建立科学的经济学大厦。完全接受“经济人”假设并完全接受他们认为科学的现代经济学。其三，认为“经济人”假设尽管有一定缺陷和过度简化，但是“它唯一的优点是就在于，所有的其他替代物都比它差。”因此现在我们还必须接受并应用这个次优的假设。其四，认为“经济人”假设是“不现实的”，主张应当超越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提出新的经济人作为我们研究的起点。也就是超越“经济人”假说，摆脱其非现实和刻板化的自利和理性的束缚，重建经济学的基础并试图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这一态度代表了经济学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本文中着重介绍这种力量的最新发展。 俞忠英（1999）提出自然经济人应该作为中国经济学的核心假定。他认为中国经济学是以中国实际为背景的经济学，而中国实际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他认为中国经济是以当代中国为起点的经济（即1949年时的经济），中间虽然实行了计划经济，但基本上仍然属于自然经济，其“人”也属“自然经济人”即处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人。与当代西方市场经济的人即市场经济人相比，自然经济人的特性受制于自然，市场经济人的特性受制于市场。接着他指出由于实行计划经济，自然经济人产生了变形，从而成了泛自然经济人。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变形的自然经济人向市场经济人转型，但这个阶段仍是自然经济人的转型，性质是还是自然经济人。俞忠英提出的自然经济人概念着重联系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和我国经济特征，这对于我国在现阶段如何认识经济人假设问题是很有意义的。他提醒我们在看待经济人假设时要注意我国的国情，联系我国的经济特征。但是自然经济人只能说是经济人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一种表现，但要把它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还有待思考。 杨春学（2001）提出一个利他主义的经济模型，并把利他主义经济行为分为两种类型：具有亲缘关系群体内部的利他主义行为和非亲缘关系者之间的利他主义行为。在对以上两种利他主义行为分析的基础上他又分析了选择利他主义的机制和利他主义和效率问题，最后得出结论：利他主义也必须是理性行为，仍然没有摆脱“自利”这个动机。他在2005年的一篇论文中力图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现象中复兴的新经济人提供一个较明确的描述。通过把社会偏好、个人社会价值等概念引入经济人模型的讨论之中，把能纳入这一分析范式的行为(特别是利他行为)确定某些标准，重新界定经济人在不同层次上的理性行为特征,从而说明了赋予经济人的理性程度将取决于所研究的主题的具体情形，进而讨论经济人的标准原型及其变型在理论分析中各自适用的范围和局限性。杨春学认为，经济人假说已经发生了从“古典经济人”到“新古典经济人”再到“新经济人”的转变。“新经济人”放松了“经济人”的行为假定，超越了“利己”和“利他”之辩的“私人偏好”，说“经济人是自私的”，仅仅就“偏好函数最大化”而言的。“经济人”肯定是一个关于人的局部特征的、“过度简化”的假说，但“所有的其他替代物都比它差”。只要是涉及个人利益计较的行为领域，“经济人”模式肯定是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经济人”模式可以对社会经济领域中广泛存在的“大搭便车”、“囚徒困境”问题提供良好的解释，但对于如何解决这类问题，只能提供不怎么样的答案。也就是说，在某些“混合型”的行为领域，它只能提供局部的解释。当进入那些与交易缺乏明显的、直接联系的领域时，“经济人”就会终止履行经典教义的规定。他认为，“经济人”假说无需为无法解释这类现象而内疚，因为它的预设理论目标就不在于这类行为领域。要求“经济人”假说能够解释这类行为，无疑是要经济学解释所有人类行为。杨春学试图把利他行为也包含在一个新的经济人解释框架内，但同时承认经济人假说的局限性。但是把利他行为的原因也视为利己和理性，就混淆了利己行为和利他行为的区别。如果利他行为也可以看作是利己和理性造成的，那么经济人假设就可以解释所有的人类行为了，只不过是把其他人类行为看成是理性和利己的结果，其实这样并没有解释，也算不上解释。 李刚（2003）提出用“动态的广义经济人假设”代替传统的“经济人假设”，在“广义经济人假设”中仍然沿用“自利”和“理性”两内核，引入“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