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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蔡元培先生力倡“尚自然、展个性”。 　　“尚自然、展个性”是蔡元培针对封建教育无视学生的特点，违反自然，压抑、禁梏、束缚个性而提出的教育主张。蔡元培认为教育要顺应受教育者身心发展的实际，指出“守成法”与“尚自然”、“求划一”与“展个性”是新旧教育的分水岭。为此，提倡教育科学的实验研究要摈弃注人式教学方法，强调用启发式进行教学，特别是学生自动、自学、自己研究的方法。独特性不单单是个性的外在表现形式，还是个性得以确立的表征，是个体内在自然——天赋的凸现、显发的确证。 　　鉴于主体性与创造性的独特性是个体个性发展程度的标尺，也就是说，越是具有以主体性与创造性为底蕴的独特性，个体的发展程度就越高，个体自我实现的程度越高，那么个体内在自然——潜能的实现程度也就越高。 　　所有个人的独特主体性的正常健康发展或自由发展，会给人类集体的发展与人类整体的发展，提供最丰富生动的动力和源泉，在每个人的这种发展的交互作用中，每个人的人生将会获得应有的意义和价值。 　　当自由的权力成为每个个体的实际权力(特别是思想的自由)，自由才不会是空洞的概念。一个社会只有以个人为本位、为目的，为每个个体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尽可能地提供最佳条件，这个社会才能在整体上大踏步地前进。 先生的素质教育思想也在教育史上留下了珍贵的思想遗产。蔡元培认为：人天生具有修养德性、吸取知识的能力，具有发展至善的可能性。要使可能性变成现实，必须经过教育。二、大学教育思想 在蔡元培整个教育体系中，大学教育思想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这同他重视高等教育密切相关，他认为要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办好高等教育是关键。因此，他说“自己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在高等教育方面多参加点意见”，因此，他又较长时间主持北京大学，有丰富的大学教育实践经验。因而形成了颇有创建的比较系统的大学教育思想。 1．关于大学性质的探讨 蔡元培认为大学应当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是蔡元培办学的指导思想，也是他大学教育思想的出发点。早在1912年5月16日，他以教育总长身份出席北京大学开学典礼，在演说中就提出“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他更是反复申述这一思想。1917年1月9日，他在就任校长的演说中，明确的向学生说明：“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肆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蔡元培如此强调大学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在当时是为了扭转学生上大学为做官的陈腐观念。当时学生入学“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而对于学问则没有什么兴趣。蔡元培指出，这是北大“著名腐败的总因”。因此，他认为要改革旧北大，“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 由于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的学问，他还提出，大学不能只是从事教学，还必须开展科学研究。他要求大学教员不是灌输固定知识，而是对学问有浓厚的研究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大学生也不是死记硬背教员的讲义，而是在教员的指导下自动的研究学问。为了使大学能承担起教学，科研双重任务，他极力主张“凡大学必有各种科学的研究所”。他在《论大学应设各科研究所之理由》的文章，详列了三点理由： 一是“大学无研究院，则教员易陷入抄发讲义不求进步之陋习。” 二是设立研究所，为大学毕业生深造创造条件。 三是使大学高年级学生得以在导师指导下，有从事科学研究的机会。 2． 办学原则——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从大学应该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一思想出发，提出了这一办学原则。他认为大学应该广泛吸收各种人才，容纳不同学派。如果抱残守缺，持一孔之论，守一家之言，是不可能成为真正高水平的大学。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主要体现在对待学说和教员两方面，由于学说必须由人提倡、宣传和发展，教员又以研究，传授学问为己任，所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在实际中更多的是体现在对待教员方面。蔡元培聘请教员，最重要的有无专门学问。只要由真才实学，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就聘为教员。反之，如若学术水平低，则不管什么人，坚持辞退。而对于教员的政治见解，学术派别，只要不妨碍授课，则不作为取舍标准。 当然，蔡元培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并不是主张对新旧思想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恰恰相反，其本意在于打破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束缚，发展资产阶级新文化。 3．学科设置——从偏重文理到沟通文理，废科设系 关于大学学科设置，蔡元培的思想，有一个变化发展过程，最初，他从“大学为研究学理的机关”这一思想出发，主张“要偏重文理两科”。 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又进一步主张“学术分校”理由有两条：第一、文理两科，专署学里，其他各科偏重于致用；第二、文理两科，设有研究所，实验室等设备，如若遍设其他各科，就要增设病院，工场等，困难更大。 主张学术分校，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