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从哲学层面上总结养猪业的教训.docVIP

必须从哲学层面上总结养猪业的教训 　　解放初，我国牲猪存栏约8000万头，年出栏约5000万头，经60年发展，我国已拥有近5亿头存栏，成为年出栏约6亿头的世界第一养猪大国。回顾这段不平凡的历史，国人在感到自豪的同时，是否更应该将目光聚焦在经历的教训上，因为尽管取得到光辉瞩目的成绩，但是花费成本太大，至今众多的疫病像阴魂一样仍然附着在拥有良好品种、良好饲料、良好药品、良好技术的养猪业身上，始终只能以庞大存栏、高死率、低出栏率换取保障供给。 一、有哪些教训值得认真总结 　　 1958年养猪业兴起“三割”快速育肥法，即将仔猪的耳朵、尾巴、甲状腺割去猪只便可又省饲料又快速生长。今天听起来近乎天方夜谭的事儿在当时特殊环境下竟然还风靡一时，被割仔猪流血不止，幸存者也成为粘液性水肿病猪。尽管此法很快夭折，损失亦不大，但留下思索重重。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直七十年代初兴起稻草养猪。此风不小，由部队刮到地方，与个个生产队要集体养猪的运动结合波及全国。那时粮食紧张，稻草却很多，利用这被焚烧的无用之物做饲料的出发点无可厚非，但毕竟猪吃了不仅不长，还越来越瘦，最终被历史遗忘了。 　　改革开放后，养猪业迅猛发展，特别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把中国的养猪业推到了一体化的进程中，与世界交往频繁，中国养猪业难以独净其身。在采用西方饲养模式的同时，多种境外疫病传入国门，养猪业从此被疫病附体，无以宁日。既然是疫病，体温升高（发热）自然是主要症状，当人们根本没有发热鉴别意识，根本末进行发热鉴别，未得到正确诊断治疗效果又不如人意之时，坊间便有了无奈的“高热病”一说。遗憾的是众多专业人士也起而附之，“高热病”成了当代中国猪病的代名词。 　　更有甚者将“高热病”与蓝耳病划上等号，于是全国一片蓝。以此等认识指导猪病防制自然收不到好效果，疫病连绵不断，高致病性蓝耳病的一统见识便甚嚣尘上，将当代猪病的猖獗归结于高致病性蓝耳病，高热病也就等于高热病性蓝耳病。刚开始，人们对高热病等于高致病性蓝耳病深信不疑，但是随着认识的深化现在持这一看法的人越来越少了，究其由，别无它理，只因它不符合猪病的客观事实。 　　如果说养猪三割，用稻草喂猪是一般言之的愚昧的话，出自坊间是情有可原的，那么事隔几十年，在养猪科学更趋完臻的今天，先进的养猪技术如此普及的时代，出现高热病等于高致病性蓝耳病的谬误就不能不发人深省了，当然，相关文章很多，但难觅从哲学层面上总结这些教训的文章。 二、上述现象折射的哲学层面上的问题 　　1.为什么要从哲学高度上去总结 　　哲学是什么？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及其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哲学的根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并由此产生了对此问题不同回答而分成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两大派别。哲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抽象性，是对人处理和驾驭外部生活世界的认识和实践活动成果进行的反思、总结和概括。可见哲学是指导其它科学的最根本的科学，唯有从哲学高度对人们的实践活动进行反思、总结、概括才能从本质上认识事物，才能正确总结经验教训，才能不蹈前车之辙（以养猪大业为重，诚恳地望读者不要看成是“帽子铺”，不要看成是“上纲上线”）。 　　历史证明，凡是偏离正确的哲学高度认识问题就得不到正确的行动，更没有正确的结果，也就是说当人们以唯心主义的观念去认识世界，去观察事物就得不到正确的结果。 　　公元十五世纪末到十六世纪中叶，波兰的天文学家哥白尼创立了科学的“日心说”，否定了西方在自然研究领域里统治了一千多年的“地心说”，沉重打击了封建神权的统治，哥白尼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哥白尼的伟大就在于他不仅仅开创了天文学上的革命，更重要的是引发人类宇宙观重大革新，沉重打击了封建神权统治。马克思高度评价“从此自然研究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地前进”。 　　“地心说”终为历史的潮流淹没，哥白尼之所以永远为人们铭记就在于“地心说”是唯心主义的，是臆想出来的，是经不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而“日心说”是唯物主义的，是符合客观事物规律的。如果说“地心说”统治人们的哲学观再长远些，可能西方的科学技术至今仍处于愚昧之中。 　　事隔数百年，中国养猪业却接二连三出现了类似“地心说”的唯心主义认识下的怪事，什么“三割育肥”，什么稻草喂猪，尽管它们早早寿终正寝，但主观臆造的唯心主义的错误认识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清除，至此，再也不是出自坊间而是出自知识层的“高热病”、“高热病”等于高致病性蓝耳病、猪只所有的发热病都是蓝耳病的唯心主义的论调自然就不是什么怪事了！ 　　有人当然不服气，那也不要紧，不妨看看人家西方为什么在养猪业上就没出现类似的谬误呢（雅观点说是笑话，西方的猪也有耳朵、尾巴、甲状腺，人家为什么不割？西方少有稻草，却也不乏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