濒危物种的保护.docVIP

濒危物种的保护 刘家武 “截止到2009年底，我国共建立大熊猫自然保护区62处，总面积近320万公顷，使70%的野生大熊猫个体得到有效保护，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发展到近1600只，野生大熊猫濒危状况得到有效缓解。而白鳍豚同样作为我国的独有物种，1980年代初有400多头，1990年调查时有200来头，至1995年不足100头，进入2000年的时候，据估计白鳍豚大概仅剩二三十头了，被列为世界级的濒危动物，而目前的濒危等级为功能性灭绝。”  　　还记得小时候看过一个叫“SOS东方美人鱼”的电视剧，主要是呼吁人们对白鳍豚的重视和保护。转眼十多年前过去了，白鳍豚已经被宣告功能性灭绝了。这种呼吁和宣传似乎显得非常的无力。同样是濒危物种，在感性角度来看也都是招人喜爱的动物，但是白鳍豚和大熊猫的命运却相差甚远。也许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是两者的物种特征或者生活环境决定了保护的难度和结果上的差异。但是在我国或多或少，大熊猫由于被赋予了更多的象征意义而获得了“优待”。很多人知道中国的大熊猫，但是却少有人知道中国的白鳍豚。 　　和环境污染不同，生物多样性问题似乎离人们的日常生活很远，所以人们往往认识不到物种快速地、不正常地灭绝对于整个地球和人类有着怎样的影响。除了一些热爱自然的人出于感情而为那些灭绝的物种伤感之外，更多的是科学家在单方面地告诉人们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相反的事实：日本仍然在大量地捕鲸，墨西哥漏油事件威胁到了很多生物的生存环境，联合国的报告称本世纪三分之一的物种面临灭绝。提出保护濒危物种的口号本身很简单，也容易获得人们的认同。但是到底应该怎样去保护这些濒危物种？面临那么多要灭绝的物种，我们又应该选择去保护哪些呢？ 物种的生存涉及到多方面的因素，它与环境污染以及环境破坏都密切相连，这导致濒危物种的保护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每个珍贵物种的背后都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来驱使人们不顾其灭绝的危险而一再放纵自己的行为，所以使得物种非要到达濒危的状态才会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是往往为时已晚，然后我们也只能为它们的灭绝而一声叹息。如果人们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而捕杀某些物种，那是没办法避免的。但是如果人们这种需求并不是必要的，而是过度的，那么为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就可以考虑采用经济、法律手段等来惩罚某些行为，进而引导人们的行为向促进生物多样性的方向发展。 　　举国注目的“周老虎”案中，如果拍的不是野生华南虎，当事人大概也不会拿假照片说事儿。在网络上各类专家和网民的激烈争论背后，透露出来的是一个物种的悲哀。查一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和《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会发现作为一个普通人能够想到的几种野生动物名称，竟然无一例外地赫然在列。这也就是说，在哺乳类、鸟类、两栖类、爬行类和鱼类当中，似乎濒危的野生动物才是大多数，而不濒危的反而成了少数。动物尚且如此，遑论所受关注更少的野生植物了。豢养在笼子里的几只有限的动物并不能够说明人类保护了某个物种，有时甚至连保障这些动物的健康和安全都很难说得上。沈阳野生动物园的东北虎悲剧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各地动物园中被拿来与人留影的小狮子、小老虎蜷缩在墙角簌簌发抖的样子，往往令稍有同情心的人感到揪心。 　　保护濒危物种，必有其基本前提，即地域空间和自然条件。这两个方面都可以拿来大作文章。我国目前的野生物种保护模式主要是建立保护区，但是检索一遍《全国自然保护区名录》就会发现这些自然保护区大多又同时是风景名胜区、旅游景区。国家缺乏调整自然保护区监管、保护和利用关系的专门性法律。国务院林业、农业、地质矿产、环保、水利、海洋等有关主管部门都在不同程度上对自然保护区享有监管职权。多头管理，反而难以获得监管实效。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争取更多的资金扶持，也会重复拿着同一区域，换着名字地去申报不同的保护项目，毕竟对于争夺旅游资源来说，噱头最重要，而在审批环节中，这些区域不过是写在文件上面的地名而已。结果是保护区越设越多，野生动植物物种却不断加速灭绝。甚至于保护区还设在那里，但受保护的物种却早已消失了。 　　除了制度方面的问题以外，人类的某些生活习俗也是阻碍野生物种保护工作取得实效的另一重大障碍。某些人爱吃，而且喜欢抱着猎奇的心理去吃一些平日不常见的东西。有观点认为07年爆发的洞庭鼠患的主要原因也包括人类吃完的湖区周边的蛇。活跃在以广州为代表的各地野味市场更说明了这种爱吃的生活习俗对野生物种繁衍所带来的毁灭性伤害。当短期经济利益而不是恒定的价值或者意识形态被用来作为行为动机时，所谓的纯粹公益事业往往是第一个遭到抛弃的对象。没有赖以生存的栖息地，丧失了维系繁衍的种群数量，濒危物种保护的前景并不光明。 　　前两天看新闻，美国环保主义者对总统奥巴马在采访中打死一只苍蝇感到愤怒，特地送了一个电蝇拍去白宫，希望总统不要这么残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