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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通联体到通信奥运 ——无线专用移动通信行业组织发展随感 凡当年作为“通联体”成员单位参加过“通联体”展会、年会、培训等活动的无线专用移动通信产业的业内人士，回想起那段岁月都会充满激情。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电子器材公司（同时也为电子工业部销售局）顺应中国改革开放的形势，根据自愿、互利、平等、协商的原则成立“电子工业部民用通信整机信息销售联合体”（简称通联体）按行业联合的会员制组织。该组织在成立初期是将会员限制在电子工业部系统内部的国有通信整机厂和研究所，只有大约70个单位。初期成员单位许多业务骨干（销售科长、处长）以至厂长、总经理都是“通联体”的活跃分子，他们都极力为通联体的发展献计献策、大力提供活动支持，使每次展会、年会、培训会，不仅是企业和产品发展信息交流的盛会，更是志同道合的友人们群策群议共商促进行业发展大计的最民主、最热烈的妍论会。 信息服务是主线 现在回顾看，“通联体”这个松散的行业组织，它从成立到后来更名为全国通信产品销售协会，始终稳定发展并保持活力，首先因为有无线专用移动通信这个特殊行业发展的市场需要；其次是有个名正言顺的牵头单位顺应此需要发挥组织尤其是信息服务功能；加之当年国有通信整机厂家和研究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诸多志士需要“兄弟相携”共辟新路。而以上第二因素的组织和信息服务功能由中国电子器材公司很好地承担起来，于是它适应行业市场发展需要、聚集骨干企业及精英人才，迅速发展，直到通信奥运的举办。 本人有幸在“通联体”成立早期曾在中国电子器材公司成为“通联体”的组织和信息服务工作人员，于1988年至1992年担任“通联体”秘书长，配合 “通联体”理事长赵汝章和副理事长刘锡芬共同主持此行业组织的日常服务和管理工作。中国电子器材公司在当时极其有利的资源就是全国电子产品会展和商情信息管理服务，也正是这些对应的综合职能，极大地便利了我们开展行业管理和服务工作。在和赵汝章理事长、刘锡芬副理事长共同研究后，我们很快将《通信整机市场》刊物转到北京主办，将全国会展主办权也从原来由各分部轮流主办改为由中国电子器材公司主办。除了主办会展，我们努力提高刊物的信息量和质量，此外，我们编印了《民用通信整机企业和产品名录》，并组织了两期移动通信培训班。 1988年至1992年，我们陆续主办了天津、西安、武汉、连云港等几次全国通信机展会，还在珠海、扬州、厦门等地开过年会。主办全国通信机会展是“通联体”信息服务功能中的重中之重，也是最具挑战的活动。每次会展从准备到实施的工作量之大，深不见底，这只有亲自办过展会的人才能体验到。也可见94年厦门第一次通信奥运展会的成功是做出了多么巨大的付出！ 我们探讨过如何将全国展会办得更开放、更专业、规模更大，但是按八十年代当时的行业组织软硬件条件和经验，我们还办不了大型专业展会。不仅“通联体”展会如农贸市场般简朴，就是中国电子器材公司每年举办的全国电子产品展的万人大会也是如此。 直到九十年代，“通联体”发展更具影响，无线专用移动通信行业市场竞争白热化，海内外各类企业精英荟萃，各种新产品比拼斗艳，原有展会形式已不能满足要求，正适宜举办大型专业展会，身任中国电子器材公司会展处处长李刚（兼通联体秘书长后任中国电子器材公司总经理）携企业会展管理服务的优势资源与华讯传通海外专业传媒公司合作，并与厦门飞捷公司（通联体新成员）联手，使通信奥运正具天时、地利、人和。更由于展会组织的核心层对举办最开放的展会的共识，并做了最精心的策划和组织，使第一届通信奥运精彩而震撼。 顺应开放大潮 “通联体”初期成员仅70个，随着“通联体”展会影响的不断扩大，许多非国有通信配套产品厂家和工程服务及贸易类企业都积极要求加入“通联体”。 对于发展通联体成员、对于开办全国展会是持开放态度还是保守态度，“通联体”面临发展的抉择。在通联体内部各成员单位确实多数还是持保守意见的。而国有无线专用移动通信厂家较早被推向改革开放市场，许多国有企业希望有国家产业和市场政策的一定保护，这种心愿可以理解。 但是，开放的市场是无情的。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快速发展带来通信需求迅猛增长，国产机型技术上的落后难以抵御国外通信机的大量涌入，保守没有出路，只有顺应行业和市场开放的趋势。当时许多“通联体”成员单位国产通信机厂家也都面对客户需求，引进国外产品或技术提供产品和工程服务。“通联体”每年都在吸收新的成员单位，新成员单位主要是行业内较活跃的通信配套产品厂家和工程贸易企业（如上海英达、安徽迪迈达、厦门飞捷等）。 市场需求的增长更使“通联体”展会火爆，经常出现非成员单位多于成员单位的现象，89年的连云港展会就很典型，记得当时会外会场的展位已大大多于成员单位。预订宾馆爆满，不得不追加宾馆。还应归功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使超出计划预期的展会圆满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