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采访“偷拍热”冷思考.docVIP

电视采访“偷拍热”的冷思考 　　 【摘要】在电视新闻采访中,“偷拍”采访手法相当普遍。这一手法如果运用不当,往往会造成一定的负面社会影响,甚至触犯相关法律法规。因此,作为新闻工作者,必须谨慎采用“偷拍”手段。即使采取“偷拍”等暗访手段,也应该尽可能考虑周详,尽量避免其中的法律、道德等方面的陷阱,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关键词】“偷拍” 法律 道德 负面影响 　　 　　电视“偷拍”,是指在秘密状态下,在被采访对象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记者运用特殊电视摄录设备进行拍摄,获取新闻素材的采访形式。它以独特的视角、强烈的现场效果、非同寻常的震撼力,在电视新闻报道中受到众多电视新闻栏目的欢迎。如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每周质量调查报告》,浙江电视台的《目击》,合肥电视台的《晚间播报》等栏目,都大量运用“偷拍”采访手段。 　　 　　一、“偷拍”现象原因分析 　　 　　(一)“偷拍”采访手段是电视媒体竞争的产物 　　随着媒体竞争的日益激烈,许多电视台、电视频道为了寻求自己的生存空间,自办了大批电视新闻类栏目。这些栏目的新闻资源主要以社会新闻为主,需要记者自己去发现和挖掘新闻。另外,许多电视栏目,都给记者规定了月发稿量,或者是周发稿量,甚至将记者的收入与发稿情况挂钩,迫使许多记者在明拍不行时走“偷拍”的路子。 　　(二)电视摄录设备的发展为“偷拍”提供了有利条件 　　其实,新闻暗访由来已久,早在17世纪的欧洲就已出现。但电视暗访――“偷拍”则是近20年来的事。随着暗访栏目、节目的增多,暗访方式的广泛应用,公文包式摄像机、眼镜式摄像机、钮扣式摄像机、钢笔式摄像机等“偷拍”工具应运而生,也使“偷拍”愈演愈烈。 　　(三)正常采访经常受阻 　　在采访过程中,尤其是监督或曝光形式的采访,记者被拒绝是经常的事,因此,“偷拍”手段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无奈,为了了解真相,为了获取新闻素材,不得不采取暗访方式。 　　(四)“偷拍”节目受欢迎 　　由于“偷拍”节目,现场感强,鲜活生动,真实可信,能发挥电视的优势,极大地增强了节目的可视性和说服力。最具典型意义的中央台偷拍“南京冠生园月饼事件”,合肥有线台的《街头行窃大曝光》、合肥电视台的《地下“招办”大揭秘》等将其真相披露得淋漓尽致,产生巨大社会影响。 　　(五)电视偷拍“官司”相对较少 　　有关资料显示,在众多的“新闻官司”中,电视偷拍的官司较少,这是因为使用电视器材“偷拍”的新闻素材,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证据,一旦发生新闻纠纷或新闻诉讼,这些素材能够起到判明真相的作用,进而将被暗访者置于不利的境地。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电视记者“偷拍”的胆量。 　　 　　二、“偷拍”现象的负面影响 　　 　　(一)“偷拍”,游走在法律雷区的边缘 　　采访权是新闻自由的重要内容,所谓新闻自由就是采访、报道、表达的自由。新闻采访权来源于《宪法》第35条:“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新闻媒体不是权力机构,记者只是普通公民,并没有特殊权力,记者的采访权来自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因为记者服务于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才能拥有采访权、报道权和批评的权利。因此,在采访过程中,不得“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利”。采访通常采取公开方式进行,《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规定:“维护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不揭人隐私,不诽谤他人,要通过合法和正当的手段获取新闻,尊重被采访者的声明和要求”。被采访权的内容包括接受采访的权利,也包括不接受采访的权利。“偷拍”在被采访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记录其观点、行为,使被采访对象不知自己正处于被采访状态,也就没有机会拒绝采访。实质上剥夺了他们不接受采访的权利,是变相地强迫公民表达意见,侵犯了其被采访权。因此,“偷拍”往往容易侵犯了他人的肖像权、隐私权等人格权而构成侵权。 　　国家安全法第21条明确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得非法持有、使用窃听、窃照等专用间谍器材”,一些技术含量高、隐蔽性强的偷拍、偷录设备实际属于“专用间谍器材”。刑法第284条规定:“非法使用窃听、窃照等专用器材,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可见,使用“偷拍”手段,稍有不慎,极易闯入法律的“雷区”。 　　此外,2002年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讲座的民法典(草案)中规定:“禁止以窥视、窃听、刺探和披露的方式侵犯他人隐私”,也对偷拍提出了相关的限制。 　　(二)容易造成媒体道德的失衡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97年,台湾曾发生过一起轰动一时的白晓燕遭绑架、杀害案,当时一家电视台通过预先准备的电视转播车,转播其家人向绑匪交赎金的现场,结果引起绑匪恐慌,最终杀害了人质。这种只顾获取新闻而不顾人质安全的做法,暴露出记者道德的缺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