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与《多余话》.docVIP

瞿秋白与《多余的话》 　　在20世纪跌宕起伏、风云变幻的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史上，瞿秋白作为著名的革命家和知识分子，肩负救亡与启蒙的历史使命，留下了复杂而独特的“长长的影子”。他拥有诸多第一：第一个翻译《国际歌》歌词，第一个系统译介马克思文艺理论和苏俄作品，第一个把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介绍到中国，第一个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研究中国革命。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多余的人”、一个所谓的“叛徒”。他在临刑前1个月，于福建汀州狱中写下的遗文《多余的话》，其中透露出来的个人际遇感受，与时代洪流形成强烈的反差和冲突，为我们提供了不断回味和继续言说的话题。 　　 　　笼罩在英雄头上的阴影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国民党杀害于福建长汀。 　　对于当时的情形，《申报》作了这样的报道： 　　十七日，奉中央电令，着将瞿就地枪决。翌日（十八日）晨八时，特务连连长廖祥光即亲至狱中促瞿至中山公园照相，瞿欣然随之。照相毕，廖连长示以命令，瞿领头作豪语：“死是人生最大的休息。”廖连长询以有无遗语留下，瞿答：“余尚有诗一首末录出。”当即复返囚室，取笔书诗一首并序如下： 　　1935年6月17日，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署仙境。 　　瞿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 　　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 　　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秋白绝笔六月十八日 　　书毕，复步行中山公园，在园中凉亭内饮白干酒一斤，谈笑自如，并唱俄文《国际歌》及《红军歌》……歌毕，始缓步赴刑场，手持烟卷，态度镇静。乃至刑场，盘坐草地上，尚点头微笑。俄顷，砰然一声，饮弹而陨矣…… 　　如此大义凛然的壮举，瞿秋白理应雕刻在历史的英雄碑上。但是，历史的复杂却让他很长时间背负着“叛徒”的罪名。这一切，皆因他在就义前夕写下的《多余的话》。 　　《多余的话》全文2万余字，总标题后引《诗经?黍离》“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作为题记。正文共列7个标题：何必说――代序、“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告别。 　　《多余的话》不同于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也不同于方志敏的《狱中纪实》，不同于陈毅的《梅岭三章》，也不同于《革命烈士诗抄》中的诗。那些作品是向敌人宣战的，《多余的话》则是向内，深挖自己灵魂的。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把曾经拥有过的浪漫、热情、执着、苦闷、困惑、坚定等，都以本来的面目留在2万多字的自白中。这自白，后人读来所感受到的不是作者昂扬向上的斗志，而是内心的痛苦、忧郁、厌倦。因而，刑场上的瞿秋白与《多余的话》的作者瞿秋白，就难以重叠在一起了。 　　《多余的话》成了笼罩在革命先烈瞿秋白头上挥之不去的阴影。 　　新中国成立不久，瞿秋白生前的战友冯雪峰主持编辑《瞿秋白文集》。按理说，既然是文集，而瞿秋白又曾经是党的领导人，他的关于政治理论方面的论述也应收入，但是，中央却指示：只出版瞿秋白文学方面的论著。理由是他的政治理论方面的论著，联系中国革命实际很不够。而在动议编辑《瞿秋白文集》时，毛泽东于1950年12月31日为《瞿秋白文集》写了一篇序言。序言肯定“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认为“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但耐人寻味的是，这篇序言后来并没有收入书中。30年后，人们重新编辑《瞿秋白文集》时，才在档案馆里找到了这篇序言。 　　20世纪60年代初，历史学界发生了对于《李秀成自述》的争论，戚本禹的一篇“大文”断言，李秀成尽管被捕后被杀，但他写下的自述仍是叛徒的供状。毛泽东以李秀成“晚节不忠，不足为训”的批语支持了戚本禹的观点。于是，有人就想到了瞿秋白《多余的话》，认为其与李秀成一样，“晚节不忠”。 　　“文革”期间，《多余的话》被看成“一个叛徒的自白书”、“自首叛变的铁证”，瞿秋白被视为“叛徒”。1967年1月19日，瞿秋白母亲金衡玉的墓在常州被砸；2月7日，一群人到八宝山砸碎了瞿秋白墓上的塑像；5月12日，另一群人又来到八宝山，砸了瞿秋白的墓；6月17日，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召开了“声讨叛徒瞿秋白大会”，会后把瞿秋白的大型塑像从八宝山扫地出门。 　　“文革”结束后，在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中，人们没有忘记瞿秋白。1979年，中央成立专案组复查瞿秋白被捕一案。1980年10月，瞿秋白专案组写出了《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全党转发，正式为瞿秋白同志平反昭雪。《报告》指出，瞿秋白被捕后“拒绝劝降”，“坚持了党的立场，保持了革命的节操，显示了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英勇气概”，《多余的话》“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