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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世界的愤怒 1978年，中国经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向自由化的转变道路上迈出了重要步伐。1979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下令限制工会力量并终止国家持续十年之久的滞胀惨状。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通过一系列特殊政策为金融和产业松绑，将美国带上了一条复苏经济的道路。或许在未来的历史学家看来，1978年至1980年这几年是世界社会史和经济史的革命性转折点，因为正是在这几年中，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实践的理论开始占据主流地位。 新自由主义认为，通过建立一个以稳固的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以及自由贸易为特征的制度框架，能释放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从而最大程度上促进人的幸福。自1970年代以来，松绑、私有化、国家从许多社会供给领域中退出，开始变得司空见惯。从前苏联解体后新成立的国家到老牌社会民主制和福利国家，几乎所有国家都接受了某种形式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另外，支持新自由主义的人们如今都身居要位，影响遍及教育、媒体、公司董事会和财政机构、政府核心机构以及那些管理全球财政和贸易的国际性机构。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作为话语模式已居霸权地位，它成为我们许多人解释和理解世界的常识的一部分。 那么，新自由主义打哪儿来？它又是如何在世界舞台上泛滥的？对这个政治经济学故事的批判性考察，将为我们确认和建构另一种未来政治和经济安排的可能，提供一个框架。 二战后，欧洲各国为控制通货膨胀而普遍实行“福特--凯恩斯主义”，国家加大经济宏观调控和干预行为强度，出台多项福利措施，从而导致劳资双方的“阶级妥协”。但随着上个世纪60到70年代，欧美各国面临经济危机，失业率上升，经济出现滞涨，“新自由主义”便取代凯恩斯主义粉墨登场了。关于“新自由主义”的讨论，目前更多的局限于诸如“中国应不应该走新自由主义道路”这样单纯的所谓“左右”之争，不过对于“新自由主义”的“起源，本质与意义”却了解甚少，这本书可以说是大卫 哈维针对这个问题进行的“扫盲”。 哈维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政治经济的实践”。它鼓吹个人与企业的市场行为的自由化，认为在政府干预程度最小的这样一个自由的制度框架内，人民的幸福生活更得到更多的保障。从具体的政府措施来看，主要包括奉行芝加哥学派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动用“休克疗法”，一方面，降低公共财政支出和社会福利保障，一方面降低企业税率，政府真正退出市场，做好“守夜人”的角色。 从开篇第一章，哈维便直接鲜明的摆明了自己的态度：“自由只是个代名词”。新自由主义就是将一切都金融化，从而更进一步的让其控制整个国家机器和日常生活。它更像是一种政治计划--旨在重建资本积累的条件与恢复经济精英的权力。这点用了大量的实证数据（包括各国在新自由主义化的贫富差距拉大等）来证明。接着作者引用卡尔 波兰尼的观点，认为新自由主义所提倡的自由仅仅是对于“自由企业的鼓吹”，这种自由不仅有正负之分，好坏之别，而且为了维持这种自由主义的乌托邦前景，唯一办法就是靠“强力，暴力和摧毁”。（这里也道出了美国民主主义的两重性，在侵略别国时打着为他国带去自由的名义，用暴力来得到“自由”）随后，作者通过对美英两大“新自由主义化”的例子来证明“新自由主义”是如何深入人心，建立起社会共识的。美国方面，民主党承认社会各个身份团体的权利，但是又无法将其统一成一股力量，而另一方面又无法脱离与大企业大财团的干系，注定在政治角逐中无法站稳脚跟，而里根的共和党不仅拥有雄厚财力，而且借助基督教右翼势力进行了意识形态上的宣传和“洗脑”，最终为新自由主义政策打下了基础。当然这也从另一层面证明了新自由主义是经济精英（大企业大财团）阶级重建的手段与途径。英国方面，工党无法兑现对工人阶级的诸项有利措施（经济危机的影响），从而让位于撒切尔的保守党。可以说，英国是依靠阶级内部建立赞同，而美国更多的是意识形态的推动，正如葛兰西所言，当政治问题披上了文化的外衣，文化社会化的实践仿佛就是金刚不坏之身。 接着，作者更进一步的挖掘出了新自由主义理论与实践中的巨大差异和矛盾。诸如，新自由主义鼓吹市场自由，而另一方面为了营造良好的商业环境，在世界市场上扮演竞争性行为人的角色，新自由主义国家又不得不采取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来干预全球的市场自由化。类似的矛盾还广泛存在于以下的二元对立因素中：个人自由--权威主义，金融体系的建立--金融的投机与金融安全，竞争的提倡---垄断的现实，市场自由的鼓吹--市场失灵的结果。 第四章开始，作者从“不均衡地理发展”的角度考察了各个国家由于不同的地缘政治因素和国情在采纳新自由主义道路时经历的不同轨迹和历程。主要包括了墨西哥，阿根廷，韩国，日本，瑞典等国。虽然不均衡地理发展因国而已，不过其特征不外乎，私有化与商品化，金融化，危机的管理与操控和国家的再分配，从而最终达到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