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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构建未成年人毒品犯罪刑事政策 　　在理论上已有对毒品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研究，而将二者结合，充分考量毒品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上的背反性，并深入探究与重构未成年人毒品犯罪刑事政策的研究却非常匮乏，这与现阶段未成年人毒品犯罪快速发展的形势是极不相称的。本文以毒品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作为考察对象，努力在遏制日益严峻的毒品犯罪形势和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权利之间寻求平衡，以构建一个合理的未成年人毒品犯罪刑事政策。 　　一、未成年人毒品犯罪刑事政策之现状及评析 　　（一）未成年人毒品犯罪之现状 　　近年来，未成年人涉毒犯罪增速较快：自2000年以来，山西省抓获涉毒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共52人。其中，2000年抓获8人，2001年抓获12人，2002年抓获16人，2003年抓获14人，2004年抓获2人。2001年、2002年、2003年的人数分别比2000年增加50%、100%和75%[1]. 　　在经济发达的东莞市，未成年人毒品犯罪问题亦不容忽视，资料显示，东莞市检察院在2010年至2012年3年中，共起诉未成年人毒品犯罪案49件49人，其中2010年9件9人，2011年17件17人，2012年23件23人，整体上看，未成年人毒品犯罪的发案呈上升趋势，且多呈现贩毒的重刑犯罪[2].虽然当前未成年人毒品犯罪的绝对数值不大，但增长速度非常迅猛，因此，全社会要予以充分的关注。 　　（二）现行未成年人毒品犯罪刑事政策之考察 　　我国目前直接涉及未成年人毒品犯罪刑事政策的相关论题较少，理论及实务界也多是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直接作为未成年人毒品犯罪的刑事政策。 　　如有的论者提出，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应当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但与成年人犯罪相比，可以考虑适度从宽，”在一定情况下对未成年人犯罪尤其是严重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罚是必要的，但就刑事政策而言，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未成年人犯罪只有从宽。应当在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下，对未成年人犯罪强调非犯罪化、非监禁化、轻刑化”[3].这种观点充分肯定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当前刑事司法中的重要地位，并考虑了国家对未成年人犯罪处理的一贯政策，提出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从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该观点所指向的是所有类型的犯罪，并未考虑毒品犯罪在我国一直是刑法严厉打击的对象；此外”宽”与”严”如何相济，也无具体说明。事实上，从价值取向上看，对毒品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的罚刑呈现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而如何对二者进行协调，制定有针对性的刑事政策，论者则并未提及。 　　从司法实践看，司法部门在未成年人毒品犯罪的处置上采用的也是适用于一切未成年人犯罪的”宽严相济，以宽为主”的刑事政策。如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表明了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从宽的立场，其第13条指出，”未成年人犯罪只有罪行极其严重的，才可以适用无期徒刑。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罪一般不判处无期徒刑”.而至于何为”罪行极其严重”,有论者曾指出，”罪行极其严重，是犯罪的性质极其严重、犯罪的情节极其严重、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极其严重的统一。实践中符合上述三位一体条件的情况极少”[4].这一论断源于对死刑立即执行中”罪行极其严重”的理解，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从此论断似乎可以论证对未成年人毒品犯罪适用刑罚时，首先考虑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然后考量其是未成年人的事实，在考虑”罪行极其严重”的毒品犯罪适用刑罚时，可以适用无期徒刑；而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毒品犯罪的，一般则不判处无期徒刑。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针对毒品犯罪中，触犯哪些罪名、具备哪些情节属于”罪刑极其严重”则论证不足。 　　也有论者在综合考虑未成年人特殊性的基础上提出，”未成年人毒品犯罪无论从行为性质还是从客观危害上来看，都不符合罪行极其严重的条件，不应适用无期徒刑”[5].该论断虽然考虑了未成年人的心理、生理等特殊情况，并就毒品犯罪的性质与暴力犯罪的危害性之间的差异进行了比较，提出应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思想，具有一定的可借鉴性。但因其认为毒品犯罪并不属于社会危害性特别严重的犯罪，这无论是从现行立法还是司法实践来看，都是不正确的，而”罪行极其严重”的首要标准仍然应当是客观的危害性，主观的恶性只是在责任层面才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故提出对未成年人毒品犯罪不适用无期徒刑的论据是无法得到肯定的。 　　理论上的这种研究现状直接影响了司法实务，近些年实务中在操作未成年人毒品犯罪时，完全都是在准用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这已经成为指导司法部门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理的重要依据之一，并被相关的规范性文件所确认。但在事实上，未成年人毒品犯罪刑事政策的构建必须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基础，上述论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