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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陪审员制度如何突围
人民陪审员制度如何突围-法律
人民陪审员制度如何突围
策划 本刊编辑部
2015年4月20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开幕,最高人民法院将《关于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草案)》提交审议。根据该草案,最高人民法院将在10个省份各选取5个法院.进行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
在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之际.作为司法民主表现形式之一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下一步如何突围,破解“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的陪审困局?
陪而不审和亚法官
据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秦前红介绍,人民陪审员制度在新中国建国之后就曾实行过。1954年宪法正式确立了“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
“文革”期间,司法制度被彻底摧毁,人民陪审员制度也无从谈起。“文革”结束后,1978年的宪法重新规定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此后人民陪审员制度又几经跌宕,1999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提交的《关于提请审议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草案))》被视为人民陪审员制度复兴的重要标志。直到2004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对人民陪审员制度才有专门的立法安排。
不过,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不得不承认人民陪审员最直接的作用是缓解法院案多人少的尴尬处境。
而这个作用在陪审员张义看来,却是另外两个字:凑数。在法庭上,他从来都是只听不说,“法官说了算”。尽管根据《决定》规定人民陪审员“除不得担任审判长外,同法官有同等权利”。但“陪而不审”的现象还是广泛存在。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就曾对中国法院网上“网络直播”栏目下的“现在开庭”子栏目里所登载的2010年1至12月审理的共计292起刑事案件,进行了实证分析。
结果他发现,在有陪审员参与审判的177起案件中,98.31%的陪审员在法庭上没有提问:69.49%的陪审员在庭审过程中没有与审判长进行过交流。另外,据有些陪审员讲述,由于法庭一般不会当庭宣判,也很少在庭后进行评议,所以,有些陪审员甚至不知道案件的裁判结果。
而陪审员参与度低的另一面是有些陪审员几乎成了“亚法官”。秦前红表示,据他所了解的法院里,陪审员就是几张老面孔,“不管什么案子,就那么几个陪审员,坐在庭上打瞌睡”。这样的陪审员在实质的审判过程中也不发问,在最后的合议裁决过程中不发挥作用。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就曾应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的聘请,担任人民陪审员。一次庭审中,当审判长宣布有两名来自北京的法律专家参与审判时,他注意到原告律师明显来了精神,辩论的劲头一下子提高了。被告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何兵觉得,这说明人民陪审员制度确实有助于提升人民对法院的信任。如果法庭能当庭审,并当庭独立作出判决,庭审的效用就会更加实在化。当事人及律师都会相应地将主要精力用在法庭诉讼上,而不是法庭外的关系运作上。
山东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副院长赵耀彤也觉得,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对提升法院的公信力极有裨益。除此之外,他还认为陪审员的参与能降低法官的责任,“说句实话,现在很多案子都判得非常清楚,但就是不被接受,认为法官有问题,但假如陪审员来决定案件事实,法官责任相对小很多。”
人民陪审员的作用还体现在调解率上。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2013年10月的法院工作报告里就提到了人民陪审员帮助调解息诉的作用。“各地法院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社会阅历丰富、了解乡规民约、熟知社情民意的独特作用,积极促使当事人诉讼和解、服判息诉及自愿履行”。
“基本是民事案件,就是跟着帮忙去调解。”张义回忆起自己仅有的数次陪审经历总结说。
参与调解似乎也成了人民陪审员的一项工作职责。尽管《决定》并未要求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调解,但在实践过程中,陪审员时常扮演了调解员的角色。由于来自民间,陪审员的调解效果时常比法院做工作来得更加有效。
2007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法院人民陪审员工作会议上,时任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就透露,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的案件,80%以上都做到了调解结案,“当事人服判息诉率很高,真正做到了案结事了,对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人民陪审员的困惑
在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看来,名额太少和遴选机制是目前人民陪审员制度现状的最大成因。他认为陪审员队伍人员太少,使得陪审员“总是那么几个人”。
扩大人民陪审员队伍,几乎可称为学界共识。何兵认为,人民陪审员的数目应该多于法官的人数,“如果说我们现在有20万名法官,就要有100万左右的陪审员,宏观上要有这个规模,因为人民陪审员是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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