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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合同解除语境下被保险人利益之保护-法律 保险合同解除语境下被保险人利益之保护 姜 南，杨霄玉 （燕山大学文法学院，河北秦皇岛066004） 摘要：被保险人是受保险合同保障之人，在保险合同因各种原因被解除的情境下，应当对其利益进行有效维护。保险人的法定解除权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限制，当且仅当在法律规定时行使。在投保人行使合同解除权时，引入被保险人参与权以维护其合理期待。在被保险人有解除要求时，赋予被保险人合同解除请求权以实现当事人间之利益平衡。 关键词 ：保险合同；合同解除；法定解除；权利限制；被保险人利益 中图分类号：DF5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 -3933（2014）12 -0079 -07 收稿日期：2014-09-03 该文已由“中国知网”(www．cnki. net) 2014年10月31日数字出版，全球发行 基金项目：2013年度燕山大学青年教师自主研究计划课题《保险法实施过程中疑难问题研究》(13SKA003)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2013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人身保险合同实务纠纷问题研究》(201303387)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姜南（1977-），女，内蒙古阿荣旗人，燕山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民商法学； 杨霄玉（1982 -），女，河北沧州人，燕山大学研究生院法学硕士，研究方向：民商法。 保险合同一经成立，即在投保人、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成立一种相当于法律的强制约束力。投保人缴付保险费，当保险事故发生时由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享有保险合同的利益。换言之，被保险人是受保险合同保障之人，他作为保险合同利益的实质归属者，享有保险金请求权。因此，被保险人利益能否得到满足直接决定着保险合同终极目的能否实现。当保险合同因各种原因而被解除的情境下，比如，保险人或者投保人行使解除权，以及被保险人持有解除主张时，如何使被保险人的利益不受侵害或者使其得到最大化的保护，是本文探讨的关键点。 一、保险人法定解除权之权利限制 （一）“无效主义”——“解除主义”——“限制解除主义” 保险人的法定解除权是法律所赋予的在法定条件下保险人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考察保险人法定解除权的历史演进，就会发现伴随着告知义务从无限主义到有限主义的更替，保险人的法定解除权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宽松到严格的发展过程。 传统海上保险法的告知义务是“一种主动性义务，即自愿地向对方充分而准确地告知有关保险标的所有重要事实，无论被问到与否。”即使投保人并未实际知晓该事实，即使投保人主观无过错，即使未告知事实并未影响到保险事故的发生，只要投保人未告知该事实，保险人即可主张合同无效。18至19世纪的早期保险判例与学说均奉行这一规则，受此影响，1807年《法国商法典》采用了“无效主义”，该法第348条规定：“如果被保险人的任何未告知或错误陈述，或者保险合同与提单的任何不符，导致保险人对风险做出了比实际状况低的评价，保险合同无效。”日本未修改前的商法典在告知义务违反的法律后果方面也有“契约无效”的同样规定。在这种“无效主义”模式中，保险人并无解除权的问题，法律要求投保人的告知义务范围非常广泛，保险人主张合同无效的抗辩也非常随意。 随着通讯技术与保险精算技术的飞跃式发展，后续出现的陆上保险对投保人的告知义务开始采用“询问回答主义”。即询问表中所列询问事项被推定为重要事实，投保人对此类事实的不实告知，保险人可以解除合同。这种转变的原因在于，在现代保险领域，虽然投保方违反告知义务仍然给保险人评估风险造成负面影响，可是保险技术的发展使保险人从多途径获取风险信息成为可能，投保方未告知或者虚假陈述的行为不再给予保险合同效力以致命性打击。对于投保方违反告知义务之情形，与“无效主义”不同，“解除主义”规则首先承认了保险合同的效力，然后再将决定合同是否继续有效的权利交给保险人。在此阶段，投保人的告知范围已大大缩小，可是，这种“重要性推定”的规则也存在疏漏：其一，投保方的告知义务可能被变相的无限扩大。保险人会以控制危险为名，在保单上列满各种各样甚至无关危险估计的“小问题”，一旦投保方未予告知，将遭到保险人的抗辩；其二，依然不考虑投保人的主观过错，保险人的法定解除权较为任意。 对此，各国保险法立法与司法实践均继续限缩投保人的告知义务，以此来限制保险人的法定解除权。对此，1908年Joel v．Law Union and Crown Insurance Co. 一案具有重要意义。该案如此判决：投保人的义务是披露和告知与保险标的危险估计有关的重要事实，但是投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