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机构投资者内部治理机制分析word格式论文.docxVIP

第1章引言过去二十年全球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和金融市场增加的流动性和波动性紧密相关。在过去二十年里，全球金融体系发生了重大转变，市场更加开放，汇率控制也松动不少，利率波动得更厉害，一系列金融衍生事件引发的金融危机引起了人们对于金融衍生品的广泛关注，金融机构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中最重要的套利者之一1[1]。由农业社会前期渔村发展到工业社会前期的印尼在一九九七年经历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在二十多年里取得的成果在几个月内几乎丧失殆尽，紧接着就出现冲突、暴乱，差不多几天之间绝大部分外资都逃跑了[2]。这次以国际金融衍生品为主要投机工具的金融危机确实是发生了社会财富的转移，但是以一国为单位的财富不再恒定不变，而是由有着成熟金融市场和经济实力为背景的交易主体向相对落后和实力较弱的交易主体的转移，出现了国家财富的大量转移，甚至引起了一系列国家的经济社会危机2。因此，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的治理可以说是国家经济金融安全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3]。1.1 研究背景与意义金融衍生品的产生和发展具有两面性，既能满足人们套期保值、防范风险的要求，同时投机性活动也可能引起一国、地区乃至全球的经济和金融市场的不稳定，甚至带来货币、金融乃至经济危机。金融衍生品自20世纪70年代出现以来，对现代经济的发展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但金融衍生品的发展也促成了巨大的世界性投机活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金融衍生品交易风波，从奥兰治事件到巴林银行倒闭，从327国债风波到亚洲金融危机，都是由金融衍生品交易诱发的，并给整个经济社会带来了重大的损失。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治理的关键问题是适宜治理机制的设计和选择。1 这个自由化和全球化的过程给后凯恩斯主义者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并且进一步的发展了凯恩斯模型。越来越波动的利率和汇率使收益变成了损失，改变了借贷的成本和产品的价值。风险作为所有市场构建的必要因素，将仍然是商业世界的永恒要素。金融的历史表明为了最小化风险和不确定性，产生了一个坚持不懈的创新能力。2 笔者此处的分析是针对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米勒在他的一篇文章The social costs of somerecent derivatives disasters里提出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不需要治理的理由之一便是金融衍生品交易灾难的社会成本为零，只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当然，以美国一国为分析单位时国民财富没有流失，但是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国际性使此种分析不再成立。而参与国际金融衍生品的主要主体是机构投资者，这些国际衍生品的产生和发展也带来了机构投资者的蓬勃发展以及高利润和潜在的高风险，机构投资者的寿命普遍都不是很长，而且很多机构投资者所采取的杠杆原理使得他们与整个金融体系尤其是一些有着与经济体系关系紧密的银行之间有着很大的联系，他们经营的失败可能导致整个金融体系乃至经济体系的崩溃。因此对于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治理，机构投资者的治理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治理机制。从机构投资者的视角来研究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的文献不多，从机构投资者内部来研究是比较独到的见解，因而具有更加重要意义。1.2 文献回顾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我国学术界也开始了对金融衍生品交易治理的研究，并一度形成了高潮。如北京师范大学的李翀教授、辽宁大学张荔教授、河南省社科院的梁宝柱教授、中央金融工作研究室周道许研究员等以现代金融监管理论为指导，从信息不对称、外部效应、垄断、监督的效应、保护投资者信心、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几个方面阐述了金融衍生品交易治理理论，并对风险的防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4-6]。这些成果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的治理机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可惜的是，这些研究仅停留在由国家这个第三方主体对金融衍生品交易进行治理的层面上，而没有深入到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内在和本质的契约特征去进行研究。关于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治理问题的研究是伴随着金融衍生品交易引发大量金融动荡事件而展开的。在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治理的问题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以美国经济学家默顿·米勒为首的芝加哥学派坚持完全由市场机制治理，他们提出：金融衍生品交易带来金融体系垮塌的危险实际上并不存在[7]。金融体系一旦发生剧烈的波动，这种灾难更多的是政策性的，是中央银行的行为所致[8]。据此他们进一步倡导，政府的第三方治理（即通常意义上的监管）会破坏金融创新，降低市场运作效率，因此中央银行应该退出治理体系。英国经济学家JohnEatwell和美国经济学家Lance Taylor等则强烈呼吁必须加强政府或其它第三方机构对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的治理，他们论证道：将金融监管，谨慎的风险管理和宏观经济政策相结合会使治理机制更加民主化，并大大加强治理的可信度，保证了市场的有效运作[9-10]。当然，这两种方案都是相对极端的办法。Merton H. Miller（1996）指出金融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