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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坚持最初的法治理想-法律 彭真：坚持最初的法治理想 彭真所倡导的法治人权、依法定罪、司法专业化的理念，为我国法制建设定下最初的基调。这些理念被成功写入1982年《宪法》中。 众所周知，我国现行的1982年《宪法》是在彭真主持下制定的。他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保障公民权利”的表述，更是为后来数以千计的法律划定基本的框架。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彭真已经开始践行他的法治思想，并且身体力行，奠定了这个新生主权国家的法制基础。 保障人权与践行法治 彭真原名傅懋恭，1902年10月12日出生于山西省曲沃县侯马镇垤上村。据他自己回忆：“我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祖父、父亲两代人没有上过学。可是，我一懂事，我的父亲就教我识字、认数。还有邻居程大叔——一个编席的席匠，他的知识来得很奇怪……能讲很多我不懂的知识、学问。他告诉我当时皇家军队的编制，即六部：兵、刑、工、吏、户、礼。”席匠程大叔绝不会想到，他所启蒙的这名懵懂少年，在未来将两次参与《宪法》修订，重新设计这个国家的政制。 和那个时代的许多青年一样，彭真走上了革命之路。他并没有专程学习过法律，直到1929年被捕入狱。在狱中，彭真和难友们成立监狱内党支部，由彭真任书记。党支部决定，要利用国民党法律许可的范围进行斗争。彭真组织同志们学习法律，争取使被捕人员能够获得较轻的判决。他设法找到当时的《反革命治罪暂行条例》《中华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及其施行条例，比较系统地研习法律。 彭真不但为自己和其他所谓的“政治犯”进行申辩，还利用法院提审的机会，在候审室和法庭上揭露警方滥捕、滥用肉刑、虐待囚犯的恶行，并向旁听席上的记者大声申诉，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经过他们的抗争，关押在监狱的21名政治犯中有11人以轻微罪被判处不足1年的刑罚，另外10人分别获得较轻的判决，不久便得到释放。 实际上，彭真最初在狱中接受的法律知识是《六法全书》体系下的现代法律概念与法理原则，其核心包括程序公正、罪行法定、保障人权等理念。这些理念印证在了他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法律实践中。 1938年，彭真以北方局代表的身份常驻晋察冀边区，协同聂荣臻指导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他主持制定了《双十纲领》，对“保障人权”进行明确表述：“一切抗日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信仰及居住自由，非依政府法令及法定手续，任何机关、团体或个人，均不得有逮捕、禁闭、游街及任何侮辱他人人格、名誉之行为，以保障人权。” 彭真曾在1940年9月1日《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扩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批评当时边区出现的一些乱象：“过去受人压迫，后来露骨地压迫人。”在他的主持下，即使是当时最为紧迫的“除奸工作”都在“保障人权”的前提之下进行。彭真说：“除奸工作必须与保障人权统一起来，二者不能分离……要使除奸机关成为保障人权的除奸机关……在进行除奸工作时，应时刻考虑保障人权问题，反对滥捕、滥罚、滥施检查。” 彭真和当时的一些干部不同，他似乎已经建立了鲜明的法律观念。他并不凭感情或印象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汉奸，而是严格要求将处置范围限定于“触犯汉奸治罪条例的犯罪分子……其不参与汉奸活动的家属，则绝不株连”。彭真在《关于我们目前的施政纲领》中说：“审判汉奸，必须确实证据，汉奸犯有不服初审判决者，可上诉至边区最高审讯机关。这是保障人权的必要措施。”1942年，彭真甚至用到“法治”一词，他说：“目前除奸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对于除奸部门干部的政策教育，养成他们革命的法治精神。肃清残余的神秘主义的倾向，打破那种莫明其妙的所谓特殊性……不要成为群众望而生畏的恐怖机关。” 1938-1940年，在彭真的主导下，边区委员会先后制定实施了《汉奸自首单行条例》《修正惩治汉奸条例》《特刑案件审理程序之决定》《紧急情况下处理监押办法》等详尽合理的实体与程序规定。这些处处渗透着法治与人权话语的立法与政策，在现如今读来仍然令人肃然起敬。 破旧立新与建立新法制 1948年冬天，解放战争进展迅速，平津解放在即。 12月17日，中共北平市委在河北保定召开第一次会议，彭真、叶剑英宣布经中央批准建立北平市委组织机构。彭真出任市委书记，负责北京的接管工作。1949年2月19日，彭真在北平治安工作会议上说：“北平是和平接管。对旧政权机构要彻底粉碎，但对这种机构中的人员要区别对待……旧政府中的技术人员，他们是受雇佣的，不是当家的。这种人中有很大一部分可以留用。对老老实实工作的，应当耐心争取教育，将来可以成为我们的机关干部。”这个政策安定了许多旧知识分子的心，并保留了较为完整的公共服务，有利于北京的和平接管。同时，这也为彭真自己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