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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利益冲突 扼杀腐败于摇篮中 利益冲突是指公职人员在公共行政过程中，由于受到其私人利益因素的干扰，并且不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以致价值判断和政策取向偏离公共利益要求，发生私人利益与其公职所代表的公共责任相冲突的情境和行为。公职人员的利益冲突行为并不一定都等同于腐败，但若不加以及时限制，任其发展，就会发生腐败。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利益冲突是产生腐败的重要根源，管理和防止利益冲突是有效预防腐败，加强廉政建设的前瞻性策略。解决利益冲突问题，要求公职人员必须正确处理好自己的私人利益，不能让私人利益破坏公共政策和行政行为的公正性、客观性。否则，利益冲突就会成为腐败之源。 一、我国常见的几种利益冲突类型 目前，我国常见的利益冲突类型有交换型利益冲突、权力型利益冲突、双重型利益冲突和集体型利益冲突等。 1.交换型利益冲突。即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直接从利益相关者那里收取实体性的或非实体性的私人利益。 2.权力型利益冲突。即公职人员利用公共权力的影响力，直接地或间接地实现自己的或亲属的私人利益，典型的如自我交易、影响交易、处理亲属问题、裙带关系等。 3.双重型利益冲突。即公职人员作为公私双重角色，利用公共权力的影响力，在执行公务过程中以公共角色的身份参与私人事务，从而为自己、亲友或利益相关者谋取私人利益，典型的有自己开公司、兼职、退休后到企业任职等形式。 4.集体型利益冲突。如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前期，党政机关、政法机关、军队、武警部队经商办企业之风，以及屡禁不止的行业和部门不正之风、行业垄断、单位私设小金库等。 二、防止利益冲突的重要性 利益冲突是腐败的根源。腐败的产生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腐败造成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腐败会危及到政府的合法性。国际反腐经验表明，“防止利益冲突”是国家廉政体系的重要支柱，直接影响到廉政建设的总体成效。 一是上面有要求。在党中央的文件首次提出建立“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以前，我国在“防止利益冲突”方面进行过不少的实践。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于1984年12月3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规定决不允许运用手中的权力，违反党和国家的规定去经营商业、兴办企业、谋取私利、与民相争。随后出台了一大批规定，到2001年5月9日，中共中央纪委作出《关于“不准在领导干部管辖的业务范围内个人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的解释》。此后，关于防止利益冲突方面的规定出台得越来越细，规则的涵盖范围越来越广。2004年4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2005年8月30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安监总局下发《关于清理纠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投资入股煤矿问题的通知》;2007年5月29日，中共中央纪委出台《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2009年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明确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的刑罚问题。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在防止利益冲突方面的实践，能够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及时调整有关利益冲突问题的规定，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并初步形成一个涵盖公共机构、公职人员及其亲友三方面行为的规则体系。 二是现实有需要。各种腐败案件的发生是利益冲突问题激化的显性表现。每一个具有一定职务权力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其利益需求方面，客观上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其公职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二是作为社会成员个体所具有的私人利益。当这两个层面之间的利益需求存在于同一利益主体时，虽然有时可能具有一致性，但有时却是相互矛盾、彼此冲突的。当这种公利和私利发生冲突时，理论上要求任何人都不得为了实现个人利益而损害公共利益。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为谋取个人利益而利用公共职务所赋予的权力的情况并不鲜见，这是腐败现象乃至腐败犯罪发生的重要原因。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利用权力影响为配偶、子女、情妇经商办企业提供方便的受贿案，湖南郴州具有矿产资源开发管理审批权的官员人股煤矿腐败窝案等一系列高官腐败案件的背后都隐藏着私人利益和公共职权之间的利益取舍问题。这些实际发生并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和严厉批判的“高官落马”案，为我们警惕深藏在腐败现象背后的利益冲突因素敲响了阵阵警钟。 三是潜在有威胁。利益冲突影响着公众对官员决策客观性的信心，这是利益冲突的潜在威胁。目前，公众对某些政府采购、工程招标、人事任免、行政审批事项产生不信任，自觉或不自觉地质疑这些政策决定和行政行为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其根源在于公职人员涉及存在直接、间接的利益冲突。换句话说，人们并不是要否定这些政策决定和行政行为本身的必要性和合法性，而是担心这些政策决定和行政行为渗入了官员个人的私人利益而蜕变成谋私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