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解读(这个可以全篇采用).docVIP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解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之一,也是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和前沿问题之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过程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二是和中国文化相结合。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包括实践诠释,而且包括文化解读。由于实践维度已经谈得很多了,因此本文将着重探讨文化维度。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背景 我们知道,五四时期形成了陈独秀、李大钊激进主义的文化观,梁漱溟保守主义的文化观和胡适自由主义的文化观。后来陈独秀、李大钊接受了唯物史观,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 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三足鼎立的态势,这一态势也构成了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基本格局。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三足鼎立的态势和格局,再进一步的提问,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在中国传播、 确立,并逐渐成为主导呢?从文化根源上看,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两难选择的产物 从文化上看,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确立,归根结底是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对西方文化和固有文化都陷入了一种肯定———否定、否定———肯定的架构之中。即,对西方文化是要肯定的,在现代化方面他是先生,但是先生老是欺负学生,作为侵略者,又要否定。对不适应时代的中国传统文化是要否定的,但是否定中又有民族性、民族情感、民族精神的问题,因此又要肯定。要肯定的又要否定,要否定的又要肯定,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于文化认识的矛盾和复杂背景。近代以来中国人关于文化认识的许多命题和悖论,都与这个背景有关。王国维就说过“爱所不信,信所不爱”的问题,前者指的是中国文化,后者指的是西方文化。西方学者列文森也注意到了这一“理智与情感”的问题,一方面,中国文化(主要是儒学),既可以被称为伟大的遗产,又可以被称为吃人的礼教;另一方面,西方文化既可以是文明的导师又可以是霸权的象征。在这种情况下,要享用西方文明的成果,又要杜绝西方社会的罪恶,由此产生的可能的结果和合适的出路,就是接受马克思主义这种“西方的反西方主义”(唐君毅语)。是说,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但它又揭露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矛盾、危机和罪恶,在这个意义上,它又是“反西方主义”的。这样的一种主义,正适合了中国人既要学习西方文明,又要防止西方资本主义产生的种种罪恶的矛盾心理。 2、两次危机的结果 所谓两次危机,一是儒学的危机。1905年废除科举,1911年辛亥革命,使儒学先后退出教育和政治领域。1915年新文化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对儒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和猛烈的抨击,儒学在道德伦理、文化精神和价值认同方面产生了全面危机。二是西方文化的危机。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西方文化的机全面暴露。而1919年1月的巴黎和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移交日本的事实,充分展现了帝国主义的强权本质,激怒了中国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导致了中国人对西方失去信心。在这样的情景下,中国人转向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就不难理解了。 3、双重挑战的解答 近代以来,中国人面临着学习西方与救亡图存、实现富强与复兴传统的双重任务和双重挑战。一方面,中国要跟上时代,学习西方的现代性,实现现代化,同时又要抵御西方的霸权。这里的现代性和霸权都来自同一个对象———西方和西方文化,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而这对于中国的文化选择来说,正是尖锐冲突的。另一方面,中国要实现富强,要具有现代性,而现代性又影响传统。这样中国的现代化就面临困难,既要“迎合西方的现代化而改革传统,又要抵抗西方殖民霸权而复兴民族”。[1]而这两者也是冲突的,迎合现代性就会削弱抵抗西方的殖民霸权的能力,改革传统又会使复兴民族受到影响。面对如此的复杂局面,中国人只能选择马克思主义这种“西方的反西方主义”。 4、选择第三条道路———社会主义 1919年7月25日,巴黎和会结束不到一个月,苏俄政府发表宣言,宣布放弃帝俄时代在中国的一切特权。1920年4月苏俄政府代表来华,受到各界热烈欢迎。列宁领导的新兴苏维埃共和国,成为20世纪新“公理”新文明的象征。于是,五四知识分子由亲西方转向亲苏俄。走俄国人的路,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这是新文化运动的转折点,也是中国现代性选择的转折点。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因 以上几点固然重要,但是仅仅如此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如何和中国文化联结,更为关键。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融合、磨合、整合,存在着诸多有利因素。“马克思主义 与中国以儒家为主流的文化思想之间存在着这样一些相通之处。诸如:都对客观世界采取积极的态度,主张‘入世’而非‘出世’(从这点来讲,儒家思想距离马克思主义要比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距离 马克思主义更近一些。这也是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