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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义务与公平游戏责任 　　1.法律与道德的主题提示出许多不同的问题。尤其是，它可能会考虑关于道德观念与法律制度之间相互影响的方式这样的历史与社会学问题;它可能还会包括道德的观点和原则是否进入适当的法律定义中这样的问题。再者，法律和道德的主题还提出法律的道德强制问题，以及根据既定行为准则某种行为是不道德的，这一事实是否就足以把它证成为一种违法行为。最后，对法律制度进行道德批判所采取的理性原则以及我们顺从这些法律制度的道德基础也是一个很重大的主题。我将只关注最后一个问题，即我们遵守法律(也就是说承担法律责任与履行法律义务)的道德义务的根据。我的观点是，遵守法律的道德义务(obligation)是公平游戏责任(duty)的一种特殊情况。 　　我将假设，至少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社会中有一种遵守法律的道德义务，尽管在一些情况下它可能会被其它的更重要的义务所压倒，我仍把这作为毋庸讨论的。我还将假定这种义务一定依赖于某种普遍的道德原则，也就是说它将依赖某种正义原则或社会功利原则，或者是共同的善(common good)的原则，诸如此类。这样一来，一种道德义务依赖于某种道德原则就似乎是不言而喻的道理(我们做如此假设)。我打算排除一种可能性，即遵守法律的义务是基于一种法律自身的特殊原则。毕竟，即便没有进一步讨论，存在这样一种道德原则也并不可笑，即当我们发现自己服从一种既存规则体系而该体系又满足了法律制度的定义时，我们就有遵守法律的义务。这种原则可能是终结性的，不再需要解释，正如正义原则和承诺原则等是终结性的一样。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人说过存在着这种意义上的法律义务的特殊原则。考虑到在诸如正义原则和社会功利原则等可能的原则之间达成大体的一致，问题就成为，遵守法律的义务建基于哪一种或几种原则，如果是几种，哪一种有特别的重要性。我将给那种规定公平游戏责任的原则一种特别的地位。 　　2.在说到一个人的守法义务的时候，我是在比较有限的意义上使用义务一词的，在这种意义上，和责任 、负责(responsibility)的概念一起，它与制度性的规则相关联。责任和负责被用于某种职位或职务，义务通常是人自愿行为的结果，尽管我们的大多数义务都是我们自己通过许诺和接受利益等等承担起来的，但是别人也可以使我们对他们有义务(因为他们有时帮助我们，比如像帮助孩子那样)。我并不声称我们遵守法律的道德基础源于公平游戏的责任，除非一个人提到这种意义上的义务。说我们不触犯法律(特别是不暴力犯罪)的责任是基于公平游戏责任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这些犯罪包括了错误本身，我们的犯罪(伴随着非法行为，正如伴随着残忍和贪婪之恶)是错误的，这一点并不依赖于我们自愿从中得到利益的那种法律制度的存在。 　　我将假设几个关于法律秩序本质的特点，道德义务的源起与这种秩序相关。除了法律的规则体系(它界定并关系着调节现实利益追求的社会基本制度)一般的战略性作用和对强制权力的垄断以外，我还假设正讨论的法律制度满足法治的概念(也就是人们可以看作是规则性正义的东西)。所谓法治，我是指法律的规则是公开的，同等情况同等对待，没有针对个人的法案，诸如此类。就一个法律体系毫不偏离地体现公共的规则体系而言(这种规则体系被指示给理性存在者以便组织他们追求实际利益的行为)，这是它所有的特点。这种概念就其自身而言并不对法律规则的内容施加限制，而仅仅限制它们日常的实施。最后我将假设法律的秩序是一种宪政民主的秩序，也就是说，我将认为存在着一种宪法，它建立平等的公民地位，保障人身自由、思想自由和良心自由，保障政治选举中的政治平等和参与政治过程的权利。这样我就把讨论限定于一种特定的法律制度，但这并没有什么害处。 　　3.法律义务的道德基础可以通过考虑两种乍一看似乎反常的事实得出。首先，有时候我们有遵守那种我们认为甚至正确地认为是不正义的法律的义务;其次，有时候即使在那种我们不遵守法律会产生更多的善(这种善被看作社会利益的总和)的情形下，我们也有一种遵守法律的义务。如果遵守法律的道德义务建基于公平游戏原则，那么为什么一个人非得遵守不正义的法律·又用什么原则来解释放弃更大的善的理由· 　　当然，在宪政民主条件下，一个人发现他在道德上必须遵守不正义的法律，这是人所熟知的情形。每当一个属于少数派的人在立法提案上出于正义的原因反对多数派时，情况就是这样。也许典型的情形是这样的，即多数派或者足以组成多数派的一种联合利用它们的力和选举权服务于它们自己的利益。但这一特征并不是必需的。一个属于少数派的人也可能得益于多数派的提案而仍然把它作为不正义的加以反对，然而当它被颁布以后，他受制于它也将是很正常的。 　　有人认为，当一个根据自己的道德原则(正义的观念)投票的公民(当他属于少数派时)接受多数派的决定时，存在着一种表面上的矛盾。让我们做如此假设，投票在A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