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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性沉默规避冲突风险的机制 　　一、引言 　　危机事件具有突发性、不确定性及广泛的危害性等特点,严重威胁公众生命、健康、财产等安全,因此,危机事件本身孕育或存在着冲突,冲突的大小、强弱与事件的公共性程度、涉及的领域及范围、涉及的人群及利益相关度等密切相关.危机事件中,冲突的本质是利益冲突,同时还包括责任冲突、关系冲突和补偿冲突等. 　　危机事件的发生、处置往往会牵涉到多个部门,各部门之间积极、主动的协调与合作是有效减少事件的危害、避免更大的财产损失和减少人员伤亡的关键.但由于不同领域和不同部门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为避免本领域或本部门利益因事件处置而受到损害,各部门在事件处置中通常会在积极与消极、主动与被动之间进行选择.选择的原则就是利益最大化,基本策略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即对本部门有利至少不会使本部门利益受损害的可以作为,对本部门无利甚至使本部门利益受损的少为甚至不为.其中最常见、最主要、甚至是”最优的”少为和不为方式就是沉默. 　　二、沉默: 作为规避冲突的一种管理策略 　　较早对沉默进行系统研究的是美国学者布林纳( Brunneau) 、托马斯·乔( Thomas J) 和理查德·L·乔汉森( Richard L Johannesen) .布林纳和托马斯·乔定义了三种沉默的形式,即心理语言沉默、交往沉默和社会文化沉默,并探讨了交往沉默的四种功能,即尊重或不尊重权威者的标志,反对”暴力表达和愤怒”的策略,管理者( 权威者) 通过让下属思考而创造其独立性的技巧,作为通过修辞控制行为的一种手段.[1] 　　这四种功能包含了冲突的存在以及通过沉默对冲突进行控制和管理的思想.乔汉森列举了二十种潜在的沉默的含义,提出”因为害怕而逃避具有争议的和敏感的问题的讨论”“通过排除话语传播将沉默作为惩罚和挫败他人的一种手段”,并”作为愤怒的标志”等通过沉默回避或控制冲突的观点.[2]29-30乔汉森认为,”沉默有时被当作社会保护的一种策略”,并”经常被政治候选人在竞选运动中用来回避问题、承诺和不必要的冲突”.[2]32较早对沉默进行经验研究的德国学者伊丽莎白·内尔·纽曼于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了”沉默的螺旋”理论,该理论同样强调了冲突规避在舆论形成中的作用.[3] 　　但并不是所有沉默均被认为是管理冲突的策略.”虽然沉默无处不在,但并不是所有的沉默均是策略性的.只有当话语表达被期待时,沉默才成为策略.当某人被强制去说但又不说时,沉默才是策略性的.”[4]289因此,作为冲突管理的策略,沉默须满足以下条件: ( 1) 话语表达可能导致冲突的发生或强化冲突的强度; ( 2) 冲突导致的风险或利益损失比沉默导致的风险或利益损失要大得多; ( 3) 存在外在压力要求公开表达,而当事者因风险或冲突规避拒绝公开表达.由此可见,沉默是利益主体在利弊权衡之后的一种策略性选择,目的是避免公开的话语表达所导致的冲突的发生、扩大和深化,从而有效保护个体或集体的特定利益. 　　作为冲突管理的策略,沉默亦呈现出文化的差异性.沉默的社会和文化状态是社会互动的策略,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使得沉默在不同民族、国家和文化情境中具有不同的意义和功能.”因此,愿意或不原意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文化不同而变化,并且取决于社会文化对该行为的理解.”沉默的意义、沉默行为的发生以及沉默的功能取决于沉默行为产生的文化环境,”作为一种传播,沉默传递的各种含义取决于文化的诠释”[6]. 　　三、在中国特定的文化语境中理解策略性沉默 　　中国传统上是一个权威和权力依附型社会,要求个体服从或依附权威和权力,迎合、顺从权威和权力并在权威和权力的庇护下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与空间,缺少顺从和服从的个体被认为是社会化不足,并且有可能丧失或缩减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因此,公开的反对观点的表达被认为是公然藐视或冒犯权威和不服从或抵抗权力或命令的标志,或被认为是企图挑战或打破已经形成的支配关系.冲突性话语特别是公共场合中的冲突性话语通常是被社会禁止的.为避免冲突性话语导致的社会性惩罚,中国依附型文化向来鼓励冲突语境下的沉默行为,从道家的”无为”到儒家的”中庸”再到法家的”少为”,都或多或少地强调了沉默的正向社会意义,由此可见,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沉默是对与自己相关的观点或行为不以任何方式作出反应的状态,既是一种”无语言”的状态( 话语沉默) ,也是一种”无行为”的状态( 行为沉默) .”言多必失”“祸从口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等鼓励沉默的话语已成为警世格言. 　　沉默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发生,特定的情境存在着冲突或存在着导致冲突产生的因素.对于情境主体来说,包含有冲突或导致冲突产生的情境存在着导致利益受损的风险,风险的发生与主体的反应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因此,主体往往选择沉默来规避冲突发生的风险,沉默是情境主体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