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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之间的学术连接 2013-12-02 10:17 来源： 光明日报 孔子、孟子是先秦儒学的奠基者，孔孟之道为后世所艳称，但孔孟之间也存在诸多思想差异。孔子单讲仁，孟子仁义礼智并举。在孔子那里，仁与人性未曾连接，而孟子却言性善，以仁规定人性的本质。孔子虽然讲天人合一，人的德性来自天，但天人如何交通的具体理路，孔子并没有明确地阐述。《孟子·尽心上》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认为天通过命的形式赋予人美好的德性，人可以通过“尽性”上达天道。在孟子时代，天命与人性已成为不可分割的理论整体。 从孔子到孟子，相隔一百多年，孔孟学术突兀之处如何衔接，是学术史上十分重要的问题。过去受疑古思潮的影响，人们把《礼记》《大戴礼记》等古书定为汉代文献。由于资料匮乏，孔孟之间竟成了学者不可企及的研究区域。孔孟之间学术链环的衔接，根本无从谈起。 1993年，郭店儒简出土，庞朴先生兴奋地把它称为孔孟之间的“驿站”。而上博简《内礼》出土，证明《曾子》十篇不是伪书，这样孔孟之间的学术“驿站”就是两个，而不是一个。我们知道，从孔子到孟子，儒家的传承谱系是孔子—曾子—子思—（子上）—孟子。《曾子》十篇反映的是第一代孔子弟子的思想面貌，郭店儒简展现的是二、三代孔子弟子的思想世界，孟子为孔子第四代弟子，因此将《曾子》十篇与郭店儒简异同之处同时比较，就能从早期儒学发展谱系的角度，实现孟子与孔子学术的真正对接。 孔子与孟子学术突兀之处是怎样形成的？孔孟之间早期儒学经历了怎样复杂的历程？我们以《曾子》十篇与郭店儒简作为主要学术链环，从四个方面回答这一问题。 其一，心性论方面。孔子讲仁，也讲人性，但他并未明确将仁安顿于人性。《曾子》十篇重仁，但不涉及人性。曾子之孝源于父母之爱，而不是出于人性，在曾子理论建构中，人性并未占据重要的地位，实际是孔子仁与人性两分传统的延续。《性自命出》说：“性自命出，命自天降。”人性源于命，命出自天，人性是天命在人世间的展现与流布。《性自命出》说：“凡道，心术为主。道四术，唯人道为可道也。其三术者，道之而已”。道有四种，其他三术只是辅助。只有心术，才在道体中占据主要位置。 郭店儒简以人性为中心，从人性与物的关系、情与礼的关系入手，以物、悦、势、故、教、习、道、义等概念的提出为标志，体会出一系列砺性、修心的原则与方法。人性成为孔子仁学的内在本源，心术上升为儒家仁义之道的大体，心性论逐渐从早期儒家思想的幕后走到前台，成为孔子仁学理论建构的必备环节与重心所在，实现了由理论配角到主角的角色转变。 其二，修身论方面。孔子以仁释礼，又以礼规定仁，在《论语》中，仁、礼居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曾子制言下》：“凡行不义，则吾不事；不仁，则吾不长。奉相仁义，则吾与之聚群。”曾子从礼中抽绎出义，以仁义联用取代孔子的仁礼并举，开启了孟子仁义并称的先声。在《曾子》十篇，仁与人性、天道处于两分状态。《性自命出》：“笃，仁之方也。仁，性之方也，性或生之。”郭店简认为仁出于人性，而人性源自天命，这样天命就成为孔子仁学的价值来源与终极依据，天人之际的连接已经贯通。 《论语》《曾子》十篇德目联用的数量较少，至郭店儒简，德目组合的数量明显增加。如圣智仁义忠信、仁智义礼圣善、仁忠庄礼等。德目组合虽然形式多样，涵盖广泛，但不足在于结构多变，没有形成稳定的模式。而贡献最突出的是郭店简《五行》。《五行》说： 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义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礼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智形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圣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德之）行。 《五行》将仁、义、礼、智、圣五行固定在一起，认为可以外在的道德行为转化为内在的德之行，内化于心的德性可以无遮拦地外显为玉言金声。子思的理论建树是在当时众多不同类型德目组合中，筛选出仁、义、礼、智、圣为一组，加以固化、定型，自此仁、义、礼、智、圣，逐渐成为儒家道德体系的代表与主流。 《五行》把仁、义、礼、智、圣从众多德目中抽绎出来，固定为一组，但《中庸》却仁、智、勇联用，在子思理论体系构建中，德目组合的固定化并不彻底。孟子由五行创造出四心说，仁、义、礼、智成为稳固的组合结构，不再与其他德目搭配联用。仁、义、礼、智作为核心建构，贯穿《孟子》七篇的始终，标志着儒家首要德目组合由不固定到固定化的最终完成。从此，仁、义、礼、智从众多德目中凸显出来，成为后世儒家构建理论体系四个必备的支点。 其三，德治论方面。《曾子事父母》说：“孝子无私乐，父母所忧忧之，父母所乐乐之。孝子唯巧变，故父母安之。”曾子对生活没有个性化的追求，完全以父母的喜乐为转移。他沉溺于孝道，对父母百般孝敬恭顺，只想在孝顺父母中安顿自己的生命。与其治国、平天下，不如作父母的孝子。从《曾子》十篇，我们看不出曾子对于未来社会面貌的任何